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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的呢？
君不见：当你在“享乐”的喧嚣嘈杂中放任欲望的时候，你的灵魂则失却了宁静的精神栖居和归依之所；当“虚无”战胜了“理想”并侵入人们心灵的时候，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将进入末日的审判。
“如果你不想下地狱，你就洁身自好吧！”
“如果你希望社会安宁，你就起来战斗吧！”
裸露的灵魂：“我们还有什么？”
这是一次撕裂，撕裂者将伤痛和血液隐藏在内心。
这是一种背叛，背叛者将欢乐和眼泪一同吞下。
“性派对”的行为者们看似开放，实则封闭。
开放的是他们的肉体，封闭的则是心灵。
他们不愿意与社会对话，也不愿接受社会规范，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被他们像撕手纸一样轻巧地撕掉了。
他们生活在假相中，以为他们的小群体就是比天空、河流和阳光更为辽阔的世界。
他们裸露着灵魂，裸露在自己虚构的梦中。
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些人的灵魂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尼采式的“超人意志”，一半是卡夫卡式的“弱的天才”。
这种分裂的灵魂是“遮阳部落”的集体病症，它使意志失去涌动的力量，而个人的性格更显得乖张而飘浮。
这些人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对神圣美好的东西不再信任，那种虔诚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
因为，灵魂本来最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现在却裸露出来了。这是无根的人所特有的表征。
无根也就是无信仰。这些人很少问一问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去”和“为什么活着”。
大家只是匆匆地挣钱，花钱，寻求各种刺激。
用刺激的方式将麻木的大脑一遍又一遍地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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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这样，越是将本来应有“根蒂”都磨掉了。
然后，人就变得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害怕死亡，害怕宁静，用匆匆的行为掩饰内心的恐慌。
“性派对”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真。
这一群人总是在行动，用一个又一个行动来验证自己的存在。
他们原想用“性”来解放或救赎自己，没想到，有了形而下的“性爱”，反而迷失了形而上的“性灵”。
他们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样风流潇洒，没有顾虑吗？
他们是否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老子、庄子：“性派对”的膜拜祖宗
尽管老子、庄子的人生哲学与“性派对”行为乃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拜祖宗、写族谱”流行的今天，“遮阳部落”的事主们也不能免俗，他们竟然嫁桃移李，断章取义，挖空心思地将自己的老祖宗“认”到了老子、庄子头上。
他们振振有辞：老祖宗们不是说：“戚戚以至久生，百争、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吗？
就是说，与其过上百年、千年、万年的清心寡欲的日子，还不如充分地享受它十年二十年的快活时光呢。
因此，人根本没有必要去树立什么理想，追求什么道德、功业，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就是享受感官肉体之乐，这才是最好的超越死亡的办法。
他们又列举：老祖宗们还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
也就是说，人生何求？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有了这四样东西，人生就足够了。
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以身殉情、殉义、殉名、殉利，更不用说殉国和殉天下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漂流身体，任诞狂放，不受社会规范约束，一切以“自我”为本位，呈现一种任性率真的镜像。
“任性率真”本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可以是人格的违众脱俗，矫矫不群，也可以是言行的不遵礼法，极端放纵。
最典型的是竹林名士和魏晋风度。
基于此种认识，“性派对”中的智囊们竟又将族谱下移到汉末戴良、孔融们的头上，说“任性率真”经过了这一拨前辈们的“点润”，至竹林名士旗下，已是盛极一时；而两晋士林更是推波助澜，将人生快活推至极臻。
然而，即使“遮阳部落”的族谱一直写下来，直到认王朔这些“玩主们”为“拜把子兄弟”，认卫慧这些“宝贝们”为“露乳房姐妹”，他们的行为仍然只是“地下式”的，他们的快乐也终究有一点“发霉的”气味。
没有阳光的生命能不苍白吗？
精神卫生：“性派对”的动态走势“性派对”的动态走势由每个行为者的精神卫生决定的。
而精神卫生的表层恰与道德价值相接壤。
吊诡的是，这些“都市异类”口口声声要将“意义”、“道德”、“历史”和“价值”等大写名字从他们的字典里无情地“清理”出去，可骨子里，他们仍然踯躇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
因为，作为衡量个体“冲动符码”的“价值”，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类化的、表示欲求与否的态度中的核心成分，并在长远的基础上引导行为细节指向优先于其它的目标。
一个人的价值系统一般包含有不同水平的价值，是动态性的，它依凭时势的波动设计出不同的定位测量指数。
“性派对”的核心字眼是“性”，这是个人价值系统测量指数的定位标签。
“派对”只是实现“性行为”的方式或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的。
从“手段”到“目的”的过程中，行为者的“态度”决定着享受“性”乐趣的精神向标。
而个人的“态度”是紧密与“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性”的特定内容和它在人格建设的结构中具有比价值更为边缘的特质，而态度则是关于人、事物和情境的信念与情感的相对持久的组织结构，因此，“性派对”的行为态势使人倾向于以某一特定的方式做出隐秘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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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为者而言，“性派对”反叛的鹄的是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作为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复杂的倾向模式，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标志着高度的惯例性、迷信、侵犯性、思想僵化，屈从于权威和其他特征。
与权威主义相对应的就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矮人主义”，这是形成国民劣根性的要因之一，它说明国人的心理态度不健康，精神卫生不洁净。
而心理态度与精神卫生紧密相关的三个词就是：卑、妒、偏。
内部平衡失调和以偏见待人均属于精神不卫生的因素，是上述三个词的具体表征。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孔子提出了一套保持精神卫生的原则，它包括“慎独”、“致中和”、“素位而立”、“存忠恕”，“行三达德一智、仁勇”。
精神卫生的要旨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性派对”的行为者之所以被视为生活在各自虚拟的镜相中，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精神卫生的三大要旨，因而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健康的，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弱者的对抗”：“性派对”的行为策略
“性派对”行为者的自欺，或者欺人，表现在他们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中，却沉湎于“小圈子”、“小团体”，对整个都市有一种“弱者的对抗”式的悲怆，同时，也是对高密度人口的不能容忍。
心理学家曾将人口密度分成两种指标：一种是指每个居民所能利用的平均空间大小指标，它是与社会经济状态低下相联系的其他生活应激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与人合住）和应激有关，意指应激的来源可能是人际关系冲突而非空间不足本身。
大都市多人共住的居民为了缓解生活在拥挤条件下所独有的应激反应极具弹性。
珍视传统的文化标准，人与人合作并和他人友好相处的人，遭遇到的冲突很小，精神病障碍也会少见。
然而，在拥挤住院处的居民如果采取个人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以及只为个人的快乐奋斗，则会遭到更多人际间的敌意与怀疑，也很可能产生身心病症和激越性抑郁。
“性派对”行为者既是对拥挤空间的抽身与回避，又是以高度的自觉和低调维持个人在社会中仍然受到应有尊重的虚荣心。
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的高度“警惧”，并时时根据压力与自我强度来预测自己的精神卫生。
他们过着极端生活，却又显得与世无争，似乎将工作、学习或人际关系等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