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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的母亲与我母亲则完全不同。当我们在她家住了几天要走时，她总说：“我们爱你们，我们什么时候去看你们呢？”我丈夫埃德的亲人………他父母、姐姐、姐夫及他们的小女儿………常与我们相聚。不是我们去他们那里，就是他们来我们这里。一年中总有那么几次。他们过来时，全住在我们家。我们去佛罗里达看望他们时，也都住他们家。没有多余的客房，我们便挤在沙发上和地板上，那种感觉既惬意又温馨。
记得我们第一次拜访埃德父母时，埃德父母坚决让我们睡他们的床。他父亲睡地板，他母亲珍妮则占着最好的位置。我们以为，她抢占的可能是个折叠的沙发床。可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她睡在沙发上，一条腿搭在沙发靠背上。尽管她睡梦中还面带微笑，但她睡得一定不舒服。不想太打扰他父母，3天后，我们准备离开，但他母亲珍妮却不愿意让我们走。
渐渐地我也明白了我母亲“鱼”之说的含义。客人来访的最初3天，你会因看到了彼此新鲜的东西而感到兴奋。大家都在忙着大谈自己的成就，哪怕言过其实；你不会顾虑没有自己的空间；你不介意“排队”使用浴室；不在乎喝并非按照你喜爱的方式调制的咖啡。然而，第4天你的心情就会不知不觉地转变。你讲尽了你所知道的新闻，忍受着长时间和大家围着餐桌一起吃饭，忍耐、忍耐，并开始争吵。
到第6天，像咖啡滴落在桌子上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似乎也变成像专制政权一样让人受不了。你开始用放大镜观察你的客人：电视机的音量比你不喜欢的高音还要高4分贝；他们到处乱丢东西；踩坏你的草坪；打一次13分钟的长途电话被看做“花光了我的电话费”。
但是，不管我心里怎么不满意，埃德的家人总要住六七天。到最后一天，我承认，我已在计划把家复原，到我存放衣服的房间换衣服；使家恢复整洁和秩序。没想到，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总有种奇异的、空落落的感觉：我们有6个大房间的房子竟不够5个客人住？奇怪的是，我没有责备他们，却责怪我的房子太小。我想造所更大的房子。我不想让他们走，我想让他们再多住几天。哪怕他们天天在这里跟我计较东计较西。
我爱上了埃德的家人。我认为他们不像我母亲家的那些亲戚。当然，如果埃德的家人不常来，或他们来了住饭店，而且也不来吃饭，不同我抢占浴室，我心里恐怕也不会有这种家人般温馨的感觉。亲人是指住在一起的人，哪怕只一段时间，哪怕只一周，哪怕他们把毛巾弄掉在浴室地上，把你的杯子或眼镜放到错误的地方，而且，还不时抱怨你精心准备的盛宴。即使你们永远也调和不到一块儿，他们也还是你生活中的亲人。
英国历史悠久，国民就好比一个庞大家族的成员，都听一个老掉牙的家长发号施令，而且，他还在不断追忆过去的“辉煌”，变换名目地沿袭着过去的一切，所以，人人都有要分离出去的愿望。而埃德家人没有可追溯的过去，他们只有现实和将来，他们珍惜今天，珍惜彼此间的情谊。▲
第22节：我的日本法西斯父亲
《环球时报》（2004年03月15日第十二版）
我的日本法西斯父亲
＇日本＇井上征男
编者的话：日本残留孤儿是一个特殊群体，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遗留问题。本文是日本华文报纸《东方时报》刊载的“残留孤儿的故事”系列中的一篇。“我”不是作者，文中的人名都是化名，但基本内容是真实的。作者说：“日本孤儿由中国养父母养大，永远忘不了中国父母的大恩大德。日本孤儿都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希望两国永远不要出现仇杀的悲剧。”
他对我一见如故
中田道行先生去世了。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丧礼特别简单，参加悼念和送葬的日本亲友寥寥无几，倒是闻讯而来的归国者有十几位，追思中田先生曾给予残留孤儿的关照。
我却断然拒绝了出席他葬礼的邀请，躲在家中喝着闷酒。几位归国友人从中田的墓地返回，来我家探询我“病情”时，一再缅怀中田的“情义”，一再谴责“我不够意思”，我内心酸苦难言……
是啊，不少残留孤儿都羡慕过我“幸运”………1983年赴日寻亲时，我就结识了中田先生。那时，他天天准时去东京代代木奥林匹克中心，焦虑地等待我，不少孤儿都逗我：“这老头是你要找的老子吧？看他对你多好啊。”
老人给我当翻译，又天天带礼物给我。他意味深长地多次详细认真地询问我的日本家属，当年的记忆以及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的情况，是那样动心、用情、关切，那不由自主的感慨、叹息，甚至几次掩面哭泣，都让我好生感激。
我没有儿时的回忆，更缺少人证物证，惟一能让父母认出的，就是左臂有一处被父亲砍伤的刀疤！
当中田老人察看完这“印记”时，他可能被吓着了，我见他惶恐地转过身，泪如雨下，好久才呜咽地对我说：“你的父亲竟然向你下如此狠手，太对不住了，你恨他吗？”我没有作答。
他对我“情有独钟”
两个星期短暂、紧张而又迷茫的“肉亲访问”虽然没有结果，但我还是满足的，因为我一直受到中田老人的关照，获得了大部分孤儿所没有获得的那份迟迟来临的“父子情”。
中田老人一直追随我到机场，与其说是送全体孤儿，不如说是在暗中送我，他握着我手的那双手在发抖，他盯着我的双眼在流泪，他那哆嗦的双唇没有吐出一个音、一个字！花白的头发显然没顾得梳理，身体疲惫，仿佛连续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思虑过度似的……
我情不自禁地跑到他跟前，抱住他，祝他“保重”。谁曾想，就这两个字，却让他站立不住，跌倒在地！
半年后，老人来到了中国，来到我居住的穷苦农村。老人观察了我的生存环境，说服我的养父母，让我返回日本，一再保证：他会负责照看我。
老人回国后，立即着手为我办理一切归国定居手续。1985年春，我们一家4口来到日本。老人已为我们租了房子，联系了子女就学的学校，配备了家具、被褥、电器等生活用品，想得那么周到，让我由衷地感激。
他只求以父子相称
回国后，老人便成了我们的“生活指导员”。老人为我和妻子安排了工作，辅导我们日语，尽全力为我们立足日本创造条件。我们不知如何报答。老人不求别的，只要求我们夫妻称他“父亲”，让孩子称他“爷爷”。
我们一家也曾去老人家中拜访，可他夫人和儿孙们十分冷淡，充满了鄙视。
在老人盛情、甚至强制的挽留下，我们在他家住了3天。老人翻出中国伪满洲国时期的历史书籍、报刊、照片，讲述了往事。他回忆说，他的原配夫人死在中国，还丢过一个儿子，现在的夫人是回国后续娶的。那时的其他经历没有提。
老人若有所指地问我：“你恨日本吗？恨你的生身父母吗？”我回答：“我恨日本，假如我的父母是日本普通百姓，我不恨他们。假如他们曾伤害过中国人，我会恨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
老人静静地听着，脸色骤变！他低垂着眼睛说：“我懂了，杀害中国人的人，是不应被饶恕的！”
第23节：他临终喊我“儿子”
他临终喊我“儿子”
在逝世的半年前，老人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在北海道旅行时，不幸死于车祸。随后，他的夫人因悲痛过度，脑溢血死亡。中田老人精神崩溃，住进了医院，终因心力衰竭，也送了命。
我曾多次去医院看望他，他神志清醒时，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老泪纵横。
在老人临终那天，医生来电话让我去医院。老人已到弥留之际，在他的脸边，放着厚厚的信封，他示意叫我取走。临终，他用尽生命的最后一息，用中国话喊道：“永别了，我的儿子，不要饶恕我，永远把我忘掉……忘掉……忘掉……”
老人临终嘱托，竟然是如此严厉地对自己灵魂的诅咒！叫我震惊，又万分不解！为什么？！
当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当我从头到尾读完老人留下的信文时，我怀疑自己的眼睛：“难道这是真的吗？！”
他留下一份遗书
这是一封完全用中文书写的绝笔信。这是一封父亲留给儿子的遗书！这是我盼望等待了50年的音讯！
这封信是残酷的、血腥的，更是罪恶的！我痛苦过、矛盾过、犹豫过，考虑是否将它昭示天下！最终，我战胜了自己，我告诉大家，我苦苦找寻的爸爸，终于找到了。但，他是一个法西斯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