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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凑到蒙淑仪耳边说：“淑仪不吃牛肉，为啥买？”
“好吃你就多吃点，哪来那么多话？”淑仪笑指着牛肉嗔道。如今儿女们都大了，蒙淑仪跟孩子说话，有时像跟大人。可是跟自己的男人说话，却往往像在对一个孩子说。
孩子们凑向父亲耳边，同声说出：“牛肉比猪肉便宜一半。”
卢作孚怜惜地嗔一眼只吃咸菜的淑仪，想说什么，蒙淑仪却夹一块闪悠悠的牛肉到他碗中。
明贤从“中大”回了家，一进门见爸爸在，就嚷道：“爸爸，上个月我遇上的那道难题，直到今天才解出来。”
“同喜同喜！上个月爸爸遇上的这道难题，还不是今天才初步有解！”卢作孚若有所思，“慢虽慢点儿，只要平平稳稳，找出难点所在，一环环解开，再大的难题，终能破解……”
蒙淑仪虽不懂丈夫和孩子各自面对的难题，却听得懂丈夫解题费了多少心。
存世的大量史料证明着一个不争的史实：自1940年日本101大轰炸计划导致中国粮食恐慌后，全国粮食管理局卢作孚局长，曾通过合理的调查、科学的管理手段，并以其闻名于世的“几何计划”，解决过城乡粮食问题。
史料同样表明：此后不久，卢作孚突然提出辞去局长一职。其时，全国粮食问题远未根本解决，这不符合卢作孚一贯性格与行为方式。这不是卢作孚此生第一次辞官，可是以往每次辞官，都是在完成交付的任务、既定的目标之后，唯有这一次在全国粮食管理局任上辞官，是事情眼看要做成功时“半途而废”。卢作孚辞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过往的史料中几乎找不到答案，唯有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院院长翁文灏1941年新年伊始一篇日记，偶然透露出一点消息——
“今卢局长作孚来访，告我——粮价物价不宜强令骤平，中途偶有波折，不宜朝令夕改。现在求治太急，形势困难，故拟辞粮食局局长。”
“今拜会张群，他也对我说：‘卢作孚在蓉时言及政府处理物价近况，声泪俱下，极为慨息。’”
言及“政府处理物价近况”，卢作孚究竟为何“声泪俱下，极为恰慨息”？卢作孚所批评的“强令粮价骤平，朝令夕改，求治太急”，究竟有无具体所指？若有，卢作孚又为了什么原因不明确指出其人，日记再未披露一句。卢作孚本人传世的全部著述，对此，也未著一字。这些历史问题，此前均只能存疑。直到公元2008年，台北“国史馆”代号“筹笔”蒋中正总统档案解密后被打开，今人才知道。在解决抗战中全国粮食时，卢作孚不期而遇的最大一道难题和终其一生难以言说的一段隐情。
1940年9月7日，卢作孚在全国粮食管理局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各界人士与记者公布《四川省政府管理全省粮食暂行办法大纲》及《四川省粮食调查暂行办法大纲》，得到各界人士与记者们的认同。
同日，张群在办公室接到蒋介石电话：“卢局长的上项管理和调查两办法，调查旷日费时，管理不够积极，无法即刻解决重庆粮价高涨问题，如此实施起来恐无任何效果。我这就致函给他，要他修正办法。”
“委员长，大轰炸中，卢局长这样做，是为人心平稳，大局平衡，他是用心良苦。”张群说。
“平稳？也不考虑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做事不是一向都雷厉风行的吗？怎么一上任就要四平八稳的了？”蒋介石质问道。
同日，开完记者招待会，卢作孚、何北衡与何平分率粮食管理局三队人员走出大门。众记者拦住卢作孚说：“卢局长，想采访您一下。”
卢作孚说：“改天吧，我们正要出发。”
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社会系主任孙恩三说：“我要问的，正是卢先生要出发去哪里？”
卢作孚坦然地指何平与何北衡说：“哦，我们三人，分别去二区、六区和七区。继续搞粮食调查。”
三队人分别登上停在三条岔路口上的三辆卡车。
“那一天——预备唱！”文静起了个音。
那一天
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
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三辆车上，青年人唱起歌来。
卢作孚与何平、何北衡押后，正要上车，听青年们唱歌，卢作孚笑了。一辆摩托直到卢作孚面前才急刹住。他对何平、何北衡说：“你们先走一步。”
军容严整的军官下车，如影随形，一个武装卫兵护卫其后。军官提着个铁制的便携公文箱，箱上有铁链，锁在军官手腕上。军官打开铁箱，将一封信送给卢作孚。卢作孚签字后，军官一个军礼，转身而去。
卢作孚拆开信，是一份手令：“昨电谅达，再三研究，你所定办法，恐无效果。因名为管理粮食，若仅取缔囤积而不限期销售，则取缔必不生效，若徒言平价而不定价购销，则愈平愈高，又粮食必须规定为核准登记，决不许其自由营业，方能收管理之实效。在此紧急生死关头，若不破除正统派自由贸易观念，则谓管理者必等于纸上谈兵，必误大事。望务必根据此意，修正粮食管理办法。蒋中正。”
上了车已经出发的何平与何北衡分别从各自车的驾驶舱反视镜中发现卢作孚独自站在旷野中，便叫司机停车，二人回到卢作孚身边。卢作孚将手令递到二人手中。何平与何北衡读后无语，将手令交回卢作孚手头。
这份至今收藏于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民国29年9月7日条的《蒋中正致卢作孚手令》，表明了卢作孚公布粮食调查、管理两项大纲当天，蒋中正的态度。可是，在第二天的“总统档案”中，未见有卢作孚一字回信。直到23天后，才在《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见到一份标明为《卢作孚致蒋中正9月30日代电》的文件。这23天里，卢作孚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去了？他为什么不及时回复蒋介石手令？
9月7日读罢手令当天，在两位副局长默默注视的目光中，卢作孚转身上了自己那台车的驾驶室，关上车门后，并没急着指令司机开车。直到听得另外两台车关上车门的声音，他的车才开出。卢作孚在后视镜中，望着另外两台车分驶上另外两条岔路。
如血残阳中，旷里上红尘滚滚。三辆车，一直驶向旷野尽头，消逝。
几天后，1940年9月中旬《成都中央日报》披露了卢局长的意思：“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
卢作孚照例不表白自己面对蒋介石手令“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不对自己做心理描写，他只向人说出必须这么做，然后自己带头、并督促众人这样做去。
“若不经调查，怎知何处、何人有粮食储存呢？储存数量多少呢？经调查后才能加以登记管理，才能安排限期销售于市场或由政府定价购销，其囤积居奇者才能加以取缔治罪。故而卢作孚局长及其副局长，虽被蒋中正浇了一盆冷水下，仍于9月中旬，分赴四川产粮之第二、第六、第七等三个行政区进行调查，并召集专员及县长研究粮食管理办法。”大半个世纪过去，历史学者，台北“国史馆”纂修处高级研究员简笙簧先生严谨考证后，指出战时问题必须采取相应调查、管理措施的理由。
1940年9月中旬另一份《中央日报》，发表四川省主席蒋中正《告川省民众书》：“政府对于四川省所发生的粮价飞涨现象不能坐视，必须以最大决心对本省实施粮食管理。”
与此同时，卢局长正主持会议，他用红笔在川省粮食管理专用地图划分区域：“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业务员及事务员各一人，雇员若干人，以推动农村余粮调查业务。”
与会者坐席前，便摆有“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粮食管理第一区督察长”……等牌位。卢作孚对他们一一吩咐，众人依次点头领命。
1940年9月19日《成都中央日报》：“卢局长将全川划分为十四个粮食管理区，每区设督察长一人……”
只差一句话没写：“面对委员长严令，卢局长不改初衷，一意孤行。”
“实施消费区的市场管理，实施米商登记，分区编号、凭证购米，以期运销、分配皆能达到合理化，遏止米商囤积居奇之风！”卢作孚召开各地专员、县长、米商大会，口气软中带硬，此前他曾登门拜访劝说过的各大户乡绅、各位大粮商多到场。其中桀骜不驯者，此时也敢怒不敢言。1940年9月23日《成都中央日报》报道了卢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