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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不上他的抑扬顿挫和自己的辞不达意所产生的交流障碍，我一边不住点头表示理解他的真诚歉意，一边打手势示意他抓紧跟上我。
我在前面领路，和Noda先生一路狂奔，赶在登机开始前买好了机票并重新办理了登机牌。沿途左闪右避异常狼狈，却在最后油然而生转危为安的骄傲感。虽然此前担惊受怕，此时却有畅快情绪满溢胸怀。
这是今天我与恶运的第一次交锋，以我险些酿成大错和最终峰回路转收尾。随后而来的二次对阵，惊险程度不比这个，却让人大为光火。
下午三点，迎来了另一趟航班的办票高峰，8535，四点半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一个从上海过来的旅行团挤在柜台前叽叽喳喳，带队的是个年轻姑娘，高眉细眼，唇线凌厉，传说中上海人的精明摸样。她把一行三十多人的身份证在我面前“哗啦”摊开，语气傲慢地甩出三个字：“办登机”。
三十多人，几乎每个人都托运了十几公斤的行李，还有几件超出二十公斤，仅仅是翻箱子贴行李票，全部弄下来，我的两只手都有些酸麻。
有□□个人，在我正忙着挨个调出信息打印登机牌时，急不可耐地挤上来围着柜台嚷嚷：“哎哎，我们要靠近窗口的位子，别的不坐。”
我有些诧异地抬头。干这份工作三个多月，指明要求过道、窗口甚至中间座位的乘客不在少数，但明确声称“别的不坐”的人还是头一回遇着。我觉得有些好笑，一边好脾气地回应：“对不起，请你们按顺序等待一下，我叫到名字的时候会各自给你们安排。”
先是两三个人不答应，接着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炸开了锅：“那怎么行呢！轮到我了没有了怎么办！”“你这个小伙子怎么能这么办事情，乘客想要什么你们得满足啊。”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我觉得头大，而此时，本该站出来安抚众人情绪的女领队却叉着手站在一旁，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表情打量着我，像等着一台好戏上演。
遇到难缠的对象，不能手起刀落，只能暗叹倒霉。我沉了口气，面不改色地继续为人民服务：“那好，你们有谁需要窗口位子的，请举手示意，然后站在旁边排个队，我尽量给你们安排。”
话一落音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举起手来的不只先前的□□个，而有足足十几个人。我皱着眉头瞅了眼电脑屏幕上的位置分配，余下的靠窗座位已经不足十个了。
这个时候再让他们自主协商就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了，后面队伍里的乘客已经有些蠢蠢欲动，无奈之下，我转向领队，语气柔和地试图寻求帮助：“没有这么多靠窗位子了，能不能麻烦你的队员商量一下，把这些座位留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
看戏的人此时被给予了参演机会，她眉毛一挑，我立刻有种不祥的预感，只觉得此人浑身的戏剧元素都要撒欢了。
果不其然。这个披散着大波浪的姑娘斜斜地睨我一眼，语声不屑：“这又不是我的工作，没有了你自己和他们说。你们公司不是要打造五星级服务呢嘛，不是就这么服务的吧。”
我活到二十二岁从来不赞成打女人的，可是此时此刻，我多么想搂起桌上的一把登机牌砸到她脸上。
可是如果我拿登机牌砸她，那么砸到我脸上的应该就不止盒饭或者矿泉水瓶这么简单了。岗前培训时公司再三阐明的服务守则第一条：顾客永远是对的，如果顾客错了，请参阅第一条。
此刻我能做的，只有忍气吞声。我静坐着想了想，然后把举手的人中几个年轻些的叫到柜台附近，请他们退让一步。对着其中四个女孩子，我投以了极为诚挚恳切的目光，只希望宝刀未老，大学时候董意意那句“你长得可真帅呀”今日能派上用场。
最终顺利招安。协调的结果是，只有一个人没能如愿以偿，但此人不是多么难缠的主儿，在我的再三点头抱歉下摆摆手作罢。
我如释重负，以为度过一劫。在送走这一群人时，不忘意味深长地觑了一眼大波浪头，觉得甚是解气。
可是五点半下班前，主任张丰过来告诉我：“更新，下午有顾客投诉你办事敷衍，没能满足他们要求。”
我立马想起横眉冷对我的波浪头，条件反射地问：“是那个旅行团领队吗？”
张主任看看我，皱了皱眉头：“嗯。情况我也了解了，不是硬伤，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原则，不管是有效投诉还是无效投诉，本人都要做自我检讨。”他顿了顿，“你既然心里有数，这个事儿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态度上注意改改。还有你的性子，得再沉稳些。”
主任撂下话就走了。我越想越生气，转正三天，还没得褒奖就先被投诉了，大大的不吉利。转而又怨自己，这样按捺不住，难题明明解决了，偏偏又自招麻烦。她要占上风让她占就是了，何必逞无谓的意气。人家大城市过来的，在其他不思进取的小城市显摆显摆优越感，我何必拦着。
这样想着，意识到自己的可笑，情绪又渐渐平复下来。交完班走到出口，耳边轰鸣着落下又一架飞机。随意地抬起头去看，机身上隐约可见黑色的大字和红色的流线，上海航空。
记得高中课本上有一首汉乐府诗，即使是那时憎恶背书的我，也还记得其中脍炙人口的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如果现在，我离开东南沿海的这个城市，飞往别处，是否也会犹豫徘徊呢？
已经和缓的情绪，此时莫名地转向低沉。
勾扯回忆
西竹
十月末，我在塞万提斯图书馆度过了一个安静充实的周末。此时距离DELE考试还有不足二十天，我开始集中精力备战。
话说，这一年的十月初，部门经理针对翻译小组重新出台了规定。在走过场的组员意见征求之后，原先没有设限的笔译工作新增了每日工作量下限，遇上病假事假，耽误的工作量要在后面的工作日补上来，否则要克扣相应的季度奖金。
因为公司会务组众多，而翻译组只有六个人，经常出差担任会议同传的有五个，大量的笔译工作在忙季需要外包给翻译公司。为了保证较高的质翻译量，统一选取的都是行业领先机构，价格自然不菲。这台关于最低工作量的规定，名义上是为了对笔译部分的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实际上却是给我们拧紧发条，以节省会务成本。
六个同事里，最有反抗精神的田芯在规定生效后的第一时间把我和赵芹拖进公司内部聊天软件的对话组，滔滔不满如奔流江水绵延开来。
“我靠，摆明了资本主义压榨嘛！搞什么，大不了我们一起辞职，让他们临时招人去，急死他们。”
赵芹附和：“就是就是，给这么点钱还让我们干苦力，太过分了。他们真有心考评，怎么不把出差量算在绩效考核里呢，那才是给会议节省成本贡献最多的部分，现在这种做法，摆明了是榨取劳动力。”
我因为心有盘算，属于相对的温和淡定派：“坑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像你说的，大不了辞职呗。咱也不怕，不就是每天两三千字的底线吗，我们哪个人之前的翻译量不超出一大截啊。”
“我正想说这个呢，”田芯发上来一个气哼哼和一个倍得意的表情，“咱们以后要众志成城同气连枝，每天工作量绝对不超过这个数字，气死老狐狸。”
我哈哈笑。
老狐狸是我们的部门经理，姓腾，因为面有奸相，一双色眼，被田芯尊称为狐狸。
田芯、赵芹，加上我，我们三个是六个成员里有过留学经验且学习同声翻译出身的。剩下的三个人，一个是主管沈从言，一个是已经婚育专做笔译的柳婷，还有一个是和我一起去桂林出差的李珍，年纪都在三十上下，且非科班出身，反叛意志不甚强烈，因此我们三个女人一台戏的时候基本不会叫上她们。
说好了要奔着最低工作限度奋斗，可是我这个叛徒在此后长达一个月里压根没有贯彻实施。在初来乍到的工作积极性的后续影响下，最低工作量通常两三个小时内就解决了。有时为了多些时间来阅读BBC西语新闻，我也会故意拖延交稿时间，但良心上多少有些过不去，在这可耻的良心作用下，我的每日平均工作量维持在四千字左右。
直到十月末，负责笔译任务派发和月度翻译字数统计的同事陈园发来邮件，我赫然发现，除了我和专职笔译柳婷姐以外，其余四人的日均工作量均徘徊在两千左右，田芯和赵芹有一周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