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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都只是理论。事实上，对待蓄奴和暴力的态度比这些高谈阔论更能说明问题。在16世纪60年代，英格兰水手们不断参与西非利润丰厚的奴隶贸易。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甚至动用伊丽莎白女王本人的投资从事跨大西洋奴隶运输，并从中大发横财。霍金斯总结道，“黑人在伊斯帕尼奥拉岛是非常受欢迎的商品，那里的黑人数量可能会很快超过几内亚（Guinea）海岸”，他和他的赞助者都更加愿意从事这项贸易。可见，英格兰的高层人士绝不会拒绝和新大陆的西班牙“暴君”合作，反而相处融洽。
久而久之，英格兰强烈地意识到，在16世纪初巨大变革所带来的机遇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宗教争端和时机不当，使得这个国家成为了全球强国西班牙的宿敌，他们很难从美洲财富的涌入或经威尼斯的红海和陆地贸易中获益。虽然对西班牙人的抨击卓见成效，但这仍然无法掩盖英格兰人四处觅食还要为残羹剩饭感激不已的事实。理查德？哈克卢特写道，多亏经济不景气而导致的长期失业，英格兰“到处都是年轻力壮的勇士”。他问道，为什么不把年轻人组织到一起，创建一支能使“帝国称霸世界”的海上力量呢？这一称霸海洋的言论在当时看来颇具野心，但做做美梦似乎也没什么错。
英格兰人在南欧繁荣之时并未作壁上观。他们也曾向四面八方派遣探险队，试图开辟新的商业通道，建设新的贸易、运输和交流网络。但是所有方向的探索都未带来令人振奋的成果。16世纪70年代由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指挥的探险行动旨在探索一条通往亚洲的西北通道，最终无果而归。更令人尴尬的是，他们从今天加拿大地区带回的大批“黄金”（被视作能与南北美洲其他对手相媲美的重大发现）结果却被证明是假的。这闪光的金属原来是白铁矿（marcasite），俗称“愚人金”。
灾难还不止这些。通过巴伦支海（Barents）抵达中国的企图最后以悲剧告终。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的舰队在摩尔曼斯克（Murmansk）为冬季的浮冰所困。所有人都冻死了，他们的尸体在第二年才被人发现。据威尼斯驻伦敦大使说，他们被冻成了“各种姿势的冰雕”，有些人“是写字的坐姿，手里握着笔，嘴里叼着勺子；还有人正在打开衣柜”。
此外，为获取亚洲商品而与俄罗斯建立贸易联系的努力同样深受阻碍。首先是英格兰人抵达的时机不佳，正值伊凡四世（Ivan IV）最悲惨的时候；其次是由于16世纪的俄罗斯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本就有限，尽管贸易规模即将大幅扩展，但经由里海的商道仍非常危险，即使是重镖护卫的商队都有可能遭遇强盗袭击。
16世纪60年代，不少商人趁着各种机遇被派往波斯，这是英格兰人试图与那里建立商业联系的最后一搏。商人们通常携带着伊丽莎白女王的外交信，希望建立友好交往和贸易合作。特使们向波斯国王请求商业特权，“真诚希望能与陛下帝国的商人建立商贸关系”。英格兰急于获取贸易许可，以至于商人们都被严格规定禁止谈论宗教：如果有任何人问及国家未来的国教，最好的办法是“以沉默避之，不予直言”。因为在此之前，曾有虔诚的穆斯林东道主问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相互优点，这让新教徒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在欧洲，天主教和新教的竞争如此激烈，任何有关宗教的表述都至关重要，一旦出错就可能被对手轻松击败。
至17世纪初，英格兰已经不怎么热衷于效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成功方式了。为了募集私有资金，新的贸易实体开始出现，其中首推1551年成立的“未知地区、领域及岛屿商业探险公司”。在该公司周围还诞生了一系列关注不同地域的独立新公司，如“西班牙公司”“北海公司”“黎凡特公司”“俄罗斯公司”“土耳其公司”和“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获得了皇家特许令，以确保它们在那些风险多、投资大的地区或国家取得垄断地位。用未来的成功来激励商人，成为建立英格兰贸易体系的新途径，同时还能将政治触角伸向远方。
尽管有响亮的名称、皇家的支持以及高远的目标，但在最开始还是步履维艰。英格兰仍处于国际事务的边缘，而西班牙的中心地位却越来越牢固。阿兹特克、西印度群岛等地用了几个世纪才积累形成的地下贵金属，在数十年间被搜刮殆尽、运往西班牙。一些没有被发现或没有被充分开采的矿区也被一扫而空，比如说波托西（Potosí），据说仅此一地就能为西班牙王室提供每年100万比索（peso）的产量。
西班牙的发现为他们带来了巨额收入，但新大陆的财富也仅有那么多。资源毕竟有限，比如委内瑞拉海岸的牡蛎滩，经过16世纪初短短30年内的上百亿次捕捞，那里的牡蛎所剩无几。但西班牙人却将这笔意外之财当成无底洞，他们把新取得的财富花费在一系列宏伟的建筑上，如修建埃斯科里亚尔（El Escorial）壮丽的宫殿，还有投资永无休止的对抗所有欧洲劲敌的军事行动。西班牙王室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自己必须担当万能的警察，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必要时还可以使用武力。西班牙发现，与新教徒和穆斯林的军事对抗已不可避免。这将是圣战（holy war）的新篇章。
如同早期的十字军东征所示，圣战对人力和财力的需求巨大，对皇家财政来说更是伤筋动骨。西班牙王室打算用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这有利于短期的野心行动，但显然于事无补，而且日后的反作用会非常明显，尤其是当局势发生恶化的时候。财政管理上的无能只是失败的一部分，真正的灾难来自于西班牙最终无法支撑军队的开销。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连续出现了债务拖欠的情况，至少有四次无法偿还债款。这就像一个中了彩票的穷汉在一夜间暴富，只知道将中奖的金钱挥霍在以前买不起的奢侈品上。
财富涌入的影响在其他地区同样明显。欧洲的物价因美洲金银的流入而出现上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得不降低商品的购买量。持续的都市化进程使问题加剧，导致物价不断攀升。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一个世纪中，仅西班牙的粮食价格就涨了五倍。恶化的局势逐渐影响到低地国家的行省和城镇。这些地方都是西班牙帝国的领土，西班牙为解决财政危机，加重了他们的税收，从而引发整个地区的严重不满。
欧洲北部聚集着众多富有生产力的城镇，安特卫普、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阿姆斯特丹在14世纪和15世纪纷纷崛起，成为连接地中海、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俄罗斯以及不列颠群岛的贸易往来中心。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贸易渠道的开辟，自然促进了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城市后来都成为全球商人的聚集中心，不断积攒着自身的社会和经济实力。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必须有效利用周边土地，不仅是要迅速增加周围农田的产量，还要提高周边地区的水利技术，如河堤和围海大坝的建造，以确保每一块土地都能被充分开发。低地国家各城市的迅速扩张和产量提升使它们成为当时的利润“蜜罐”。它们凭借着大量的贸易税收，再不输于那些靠联姻或继承控制这一地区的西班牙人。
没过多久，行省和城镇的人们就开始对新近实施的惩罚性高额税率怨声载道，同时还对控制宗教信仰的做法表现出强烈的抵抗情绪。马丁？路德和约翰？卡尔文（John Calvin）等人不断强调着远方统治者由来已久的腐败问题以及个人精神独立的重要性，这些思想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并帮助新教在这一地区生根发芽。经济制裁加上宗教迫害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反抗，并最终导致1581年“乌得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的出现：宣布七省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西班牙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并于1585年起对低地国家施行贸易禁运。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切断各反叛行省的资源，迫使它们最终屈服。但正如以往一样，经济制裁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分裂派别无选择，只好继续抵抗。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利用一切对他们有利的知识、技术和专长。转败为胜很快就会到来。
在16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局势的变化为低地国家提供了创造奇迹的机会。西班牙的持续施压导致了该地区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