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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导致不列颠东海岸港口的鲱鱼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原先从波罗的海来的商人们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1241年，蒙古人直插欧洲的心脏，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波兰，另一路挺进匈牙利平原。整个欧洲大陆一片恐慌，特别是在波兰国王和西里西亚公爵率领的大军被击败之后。公爵的头颅被插在标枪上示众，死者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蒙古大军继续向西进发，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逃往达尔马提亚的特罗吉尔城避难。这时教士们站出来了，他们祈祷灾难远去，并带领教徒们列队等待上帝的援助。教皇格列高里九世（Gregory IX）宣布，任何能够解救匈牙利的人都将得到与十字军骑士同等的待遇。他的许诺并未得到热情的响应：德国皇帝和威尼斯总督都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出手相救，最终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蒙古人继续西进，如某当代学者所说，“也许不会遇到任何协作抵抗”。欧洲遭受报应的时刻到了。
然而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却以令人钦佩的胆识宣称，蒙古人确实遭到过勇敢军队的抵抗，甚至还在某些战役中吃了败仗。久而久之，也有人相信这些话。事实上，蒙古人对西欧根本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们攻打匈牙利主要是为了警告贝拉对库曼人提供保护甚至拒绝将库曼人交出来的行为：这种抵抗必遭惩罚，不惜一切代价。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君主，”某位蒙古首领在写给贝拉国王的信上这样说，“你拥有无数士兵，而你本人还统治着一个伟大的王国。”对任何一个职业敲诈者来说，这些话语都很熟悉，也很直白。他继续写道：“对你来说，自愿向我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了你未来的日子，你最好还是尽快这样做。”在大草原世界，羞辱一个强大的对手如同向之宣战。蒙古人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贝拉。于是匈牙利国王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尽管他还有其他的逃路。蒙古人一路疯狂蹂躏，他们洗劫了一座城池，据一本当地的编年史记载，城里连一个“对着墙撒尿的人”都没有留下。
然而就在这时，幸运女神拯救了贝拉国王以及全欧洲的命运：蒙古大可汗窝阔台突然去世。虔诚的人坚信这一定是他们的祈祷灵验了。而对蒙古族高层来说，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新领袖。蒙古人没有长子继承权位之说，汗位的继承权取决于谁能在一个机密高层会议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支持谁来继任将决定一个将军的事业和生命：如果他所支持的人最终成为最高领袖，那么作为回报的奖赏将是无比丰厚的。因此，现在可不是追捕巴尔干地区各国王的时候，而是应该回到家乡、静观局势发展。于是，蒙古人决定从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之地暂时撤离。
尽管成吉思汗的名字和在亚洲及其他地域的征服行动紧密相连，但这位蒙古首领在1227年就已经去世，当时还在创建中国和中亚帝国的初期阶段。那时蒙古人还没有向俄罗斯和中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未涉足欧洲并使其屈服。目睹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强势统治的是他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策划了从朝鲜半岛、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一直到西方欧洲的所有战役，他是蒙古所有成就的最大功臣，但同时也是导致蒙古停下征伐脚步的最大责任人：1241年他的去世为蒙古的对手们提供了关键的喘息机会。
整个世界都在观望谁将会是蒙古帝国的下一任统治者。欧洲、高加索和亚洲分别派出一批批特使，想弄清楚这些掠夺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习俗是什么，由此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两个使团带着书信，以上帝的名义乞求蒙古人不要向基督徒发起进攻，并接受基督教信仰。1243年到1253年期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派出了四个外交使团，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也派出了一个由佛兰德传教士卢布鲁克（Rubruck）带领的外交代表团。他们返回后写出了内容新鲜、图文并茂的出使报告，同9世纪、10世纪穆斯林旅行者前往大草原后写的报告一样。欧洲人对此感到痴迷和惊叹。卢布鲁克写道，尽管蒙古人无比强大，但这些亚洲的新主人并不定居在城里，除了首都哈喇和林（Karakorum）——那是他谒见大汗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帐内的装饰全是黄金织品”。这里的人群都充满异国情调，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俗令人难以理解：不吃蔬菜，喝发酵的马奶；在公众场合完全不管谈话对象，只顾低头猛吃，即便客人和他们都近在咫尺。
另一位特使——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约翰？卡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成为当时欧洲众所周知的名人。他同样在报告中描绘了一个肮脏、堕落、稀奇古怪的世界，一个把狗、狼、狐狸和虱子都当成食物的地方。他还根据传言说，蒙古大地上存在这样的生物，人可以长着动物的蹄子或狗的脑袋。卡皮尼还带回了一个不祥的消息，即将继位的下一任大汗是孛儿只斤？贵由。从承认蒙古统治的各地区和各部落权贵名单上可以看出，蒙古帝国当时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西伯利亚大草原、中国和朝鲜的首要人物全部在列，还有不下十位苏丹以及上千位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特使。
大汗还让卡皮尼带了封信回到罗马。整个世界都已被蒙古人征服，信上说，“你要亲自前来，带着所有的君主为我们效劳”。这是对教皇提出的要求。大汗警告说，如果不愿服从，“我将视你为敌”。至于让蒙古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请求，大汗给了强硬的回复：“你怎么知道上帝将赦免谁、宽恕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是我的领土。”他继续炫耀着并未再提到教皇所说的上帝。这封信加盖了象征着大汗权力和腾格里（传统草原游牧部落信仰中的至上天神）的封印。前景看起来仍然不妙。
然而蒙古人并未确定继续进攻中欧和北欧的计划。他们有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统治全球。征服欧洲只不过是成吉思汗后代为这一目标所迈出的合理步骤而已。
对蒙古人的恐惧还在欧洲掀起了一波宗教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亚美尼亚教会与希腊东正教教会进行商讨，希望相互结成联盟，以共同抵御未来的攻击。亚美尼亚人还和罗马人会谈，表示他们愿意公开同意教皇关于圣灵的解释——这在以往可是一个引起主要争端的关键问题。拜占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派遣了一个特使团到罗马，提议结束自11世纪以来将基督教派一分为二的争端，指出十字军东征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加深了这种冲突。过去欧洲的教士和君主们没能完成的事业，最后反倒靠着蒙古人成功了：同从前一样，只有来自东方的进攻，才能使基督教会走到一起。
正当宗教和谐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散落的沙子开始朝分散的方向漂移。大汗贵由在1248年突然死去，蒙古内部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王位争夺战。随着局势发生变化，亚美尼亚和拜占庭得到确切消息，他们暂时不会受到攻击。根据卢布鲁克的记述，蒙古人不攻击拜占庭还另有原因：蒙古大使拿了拜占庭太多的贿赂，因而出面干预过进攻计划。的确，拜占庭人为转移蒙古人的注意力想尽了办法，以避免遭受蹂躏。例如在13世纪50年代，一个来自哈拉和林的外交使团被故意带到小亚细亚的一处穷山恶水，陪同那里的拜占庭皇帝一起检阅帝国军队。这是极力想让蒙古人相信，帝国根本不值得他们武力夺取，或就算进攻的话，帝国军队也是有备无患。
事实上，蒙古人决定暂不发起进攻还有别的原因：安纳托利亚和欧洲都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别的地方还有更鲜美的肥肉。在13世纪末中国被完全征服之前，远征军的主力一直都在那里。当时蒙古帝国已经以“元”为名号，并在古城中都上建立了新城。这里成了蒙古人的新首都，以炫耀征服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之间所有地域的辉煌成就。自那时起，这座新城便获得了延续至今的重要地位，它就是北京。
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同样受到重视。新可汗蒙哥将蒙古大军瞄准在伊斯兰世界的珍珠财宝上。大军一路西征，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258年，他们攻到了巴格达城下，稍加围攻后便彻底攻陷。他们扫荡着这座城市，“如同饥鹰捕鸽、饿狼逐羊”，一位作者在此后不久写道，城中的平民像玩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