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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困惑。据说当时有一位巴格达法官曾冲进哈里发的宫廷，谴责当局对待欧洲敌人的态度：“你们还敢这样高枕无忧？”他对在场的人说，“你们过着鲜花一般的浮华生活，而你们那些在叙利亚的兄弟却连安身之所都没有了！”其实在当时，巴格达和开罗这两个对手已经达成了某种意外的默契，让基督徒统治耶路撒冷总比让他们的对手什叶派或逊尼派统治来得强，因此双方都选择袖手旁观。法官的演说让哈里发身边的某些官员掉泪，但多数人仍是置若罔闻、无所作为。
首次东征的胜利并没有给欧洲或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任何好印象，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所谓高贵的十字军的暴力行为。在莱茵兰（Rhineland），反犹太情绪的升级导致大批欧洲犹太妇女、儿童和老人惨遭屠杀。犹太人为欧洲在东方的崛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所以会有屠杀行为，是因为基督徒始终认为耶稣的受难是犹太人的责任，以色列的土地应该由基督教的欧洲来掌管。任何人都无法阻挡欧洲向黎凡特进军的步伐。
对拜占庭来讲，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算不上什么胜利。因为在军事胜利和明星英雄博希蒙德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并不光彩的故事：帝国被出卖了。在1096年至1097年间路过帝国首都时，远征军的所有首领曾一同面见皇帝阿列克修斯一世（Alexios I），并朝着十字架赌咒发誓，他们将如数归还征服行动前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所有城镇和疆土。然而随着征服行动的开展，博希蒙德开始盘算如何摆脱这份承诺，并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比如如何将名城安条克收入囊中。
当该城在重兵包围下被攻破后，他觉得机会到了。在安条克圣彼得大教堂一次著名的面对面交锋中，他坚持拒绝将城市交还给拜占庭皇帝。图卢兹（Toulouse）的雷蒙德（Raymond）——十字军领袖中权力最大的人——严肃地提醒他：“我们在主的十字架、荆棘冠和其他许多圣物面前发过誓，非经皇帝许可，我们不会将任何皇帝治下的城市和城堡据为己有。”但博希蒙德却只是说，那些承诺已然无效，因为阿列克修斯一世也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他提出要退出远征行动。
在12世纪初，所有关于远征行动的宣传中，博希蒙德都被摆在最核心的位置。从未有人提到，这个人们假想中的远征军英雄，在圣城陷落之时其实根本就没在现场。安条克的僵局拖延了近一年的时间，十字军最后决定留下博希蒙德继续前行。为了感谢上帝，骑士们在发动围攻之前绕着耶路撒冷环行，有些人甚至光着脚以表示自己的谦恭。而此时，博希蒙德却正在数百英里开外，独自欣赏这份靠着自己的固执和冷酷赚得的大礼。
博希蒙德之所以能在安条克及其周边地区立足，主要靠的还是东地中海地区超乎寻常的机遇。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占据安条克的行动，是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东方世界不断吸引雄心壮志的西欧人和北欧人的必然结果。十字军东征是场宗教战争，但同样也是通往财富和权力的跳板。
不仅是拜占庭人对东征行动不以为然——主要原因自然是博希蒙德拒绝归还安条克以及其他的恶毒行为，比如他的支持者们在欧洲捏造扩散有关阿列克修斯一世的恶意传闻——还有一些人在最开始就对十字军东征冷眼相待，特别是像西西里岛的罗杰（Roger）这样的老一辈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不希望自己的地位受到任何挑战。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称，罗杰不看好进攻耶路撒冷的计划，并试图让那些热衷于在地中海建立基督教新殖民区的人冷静下来。据说在听说进攻计划之后，“罗杰抬起腿放了一个响屁。‘我的宗教理念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其实罗杰之所以反对东征，是因为任何针对穆斯林的进攻都将影响他和北非穆斯林头面人物的关系，甚至可能中断他们之间的贸易，更不用说给拥有相当数量穆斯林居民的西西里岛本身带来麻烦了。他表示，东征将造成损失巨大，因为出口受限将严重影响农业收入。他说，“如果你们非要向穆斯林开战”，随意，但别动我西西里岛。
罗杰等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地中海市场在十字军东征前几十年一直都很动荡。君士坦丁堡的购买力因重大金融危机大幅下降。亚历山大港销售的蓝靛染料的价格，仅在1094年就下跌了30％，由此可以想象胡椒、桂皮和干姜的价格波动。通过巴勒斯坦连接的北非和欧洲之间的高利润贸易（比如在1085年，苏木的利润便高达150％）也一定出现了收益下滑。突然间的供需失衡导致了价格的巨幅波动：小麦成本在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后迅速蹿升，而供应过度的亚麻则在11世纪中期的地中海只能以半价出售。
但是，若与十字军冲击下的地中海地区巨大转型相比，上述的市场价格波动和个人财富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北非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Ibn Khaldūn）写道，在10世纪和11世纪，穆斯林的舰队曾是海上霸主，当时的基督教徒连想在海上漂根木片都不太可能。然而尽管阿拉伯人长期以来都占据着地中海，他们最终仍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新对手们：那些新近加入东方贸易网络的意大利城邦。
阿玛菲、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早在11世纪90年代前就开始舒展自己的筋骨了。拿威尼斯来说，奴隶交易和货品交易使其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城镇，如扎拉（Zara）、特罗吉尔（Trogir）、斯普利特（Split）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于是也奠定了它向亚得里亚海及更远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些贸易站点同样也是当地市场的所在地，并为长途旅行提供了安全的港湾。意大利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其他城市都有自己的永久居住地，这说明他们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这也促进了意大利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萨的富豪人数在12世纪末激增，他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不断兴建塔楼，以至于主教和市民不得不出台政策限制楼房的高度。
意大利城邦自然不会放过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商业机遇。早在十字军抵达圣城之前，就有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商船在海上活动，并曾抵达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其动因不外乎两种，或是教皇也想参与商业活动，或是试图保护基督教徒，因为来自拜占庭的特使和目击者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正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精神信仰固然重要，但物质利益也不能忽视。夺取耶路撒冷之后，十字军的立足点并不稳固，急需休整并和欧洲母国取得联系。城外的舰船帮助他们在争取圣城新主人的谈判中占据了有利地位。他们还打算夺取沿海城市和港口来强化自己的实力，如海法（Haifa）、雅法（Jaffa）、阿卡（Acre）和的黎波里，围攻这些城市都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
威尼斯人同意助十字军一臂之力，因为十字军承诺将给他们丰厚的回报。比如说，作为参与1100年围攻阿卡的犒劳，每个新来的威尼斯人将在十字军夺取的每一座城市中得到一座教堂和一个贸易广场，外加三分之一的战利品，并被免除全部税收。正如某学者所说，这是典型的威尼斯式的“虔信和贪婪”的结合。
1101年卡萨里亚（Caesarea）被攻下之后，热那亚人赢得了大批战利品和贸易利益。三年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为他们颁布了一系列税务减免政策，还授予他们其他法律和贸易上的特权，比如万一热那亚人犯下极刑罪，可以免于皇家法律的判罚，这进一步增强了热那亚人的实力。国王还将卡萨里亚、阿苏夫、阿卡每座城市的三分之一交给热那亚管辖作为海外殖民地，并从阿卡的贸易税收中分出一大部分给他们。国王还每年向热那亚支付定金，并承诺如果他们能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继续提供支援，所有征服成果的三分之一都会分给热那亚。如此这般的协议体现出十字军在东方的地位十分不稳，但对意大利各城邦来说，这些协议都是使他们从地区中心晋升为国际强权的基础。
如此诱人的利益自然会引发比萨、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激烈竞争（阿玛菲在驶向东方的道路上起步略晚，无法再参与竞争，被排除在准入、和谈和利益的商业游戏之外）。早在1099年，比萨人就已经和威尼斯人开战，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