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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卧式康邦机的原型已经装上了“威远”舰，根据其仿造的一台国产康邦机器也已经装配了“超武”，堆在船政仓库里那台已经组装好的立式康邦蒸汽机该如何运用，开始引起船政大臣吴赞诚重视。
当时正值中国北方遇到灾荒，急需轮船从南方运输粮食北上接济，船政原有的“永保”、“海镜”两艘改型轮船不敷使用。而船政厂内，计划为南洋建造的大型巡洋舰因为计划拓展马力，图纸正在做更改，一时难以措手施工，“厂中工程较松”。吴赞诚于是决定抓住这段空闲时间，利用起库存现有的康邦立式蒸汽机，建造一艘铁胁木壳结构的运输舰，“遇有急需，转运必更迅捷”（22）。
“威远”级军舰中，唯一一艘能够体现“兵商两用”思想的军舰——“康济”。
铁胁木壳运输舰的设计方案以“威远”、“超武”为母型，在其基础上扩大首尾楼的面积，以作为船员的住所，腾出原有的舰内舱房用于载客装货。1878年7月12日，新船铺设龙骨开工，船政工厂编号为第三号铁胁轮船，至1879年7月20日，建造完毕成功下水。船政大臣吴赞诚当年年初因劳成疾，突患中风，经奏准前往江苏常州孟河镇寻找孟河医派的费氏、马氏名医求诊，将船政事务交由曾主持“元凯”级军舰建造的提调吴仲翔负责，因而新船下水仪式时实际由吴仲翔主持。不过吴赞诚交卸前，为这艘他一手谋划开工的军舰预先命名，定名为“康济”。（23）
虽然更改了设计，采用商船造法建造，然而实际上“康济”就是“威远”级的特殊改型，虽然舱面之上拓展了舱房，舰体骨架铁胁与“威远”却并无二致。军舰的所有长、宽、舱深、吃水等数据均和“威远”、“超武”舰完全一样。“康济”的动力选用的就是立式康邦蒸汽机，功率750实马力，设计航速12节。
“康济”舰下水时，只是完成了船体的建造，所有舱面的桅杆、烟囱、风筒、飞桥等都需要在舾装阶段完成。1879年8月21日，船政大臣吴赞诚从马尾乘轮船前往江苏就医，出发当天上奏清廷报告了启程日期，以及对走后遗留事务的安排。其中提及，因为船政养船经费紧张，吴赞诚经过函商南洋大臣沈葆桢，决定由其安排轮船招商局认领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为适合商用，由招商局派专员前来船政，趁舾装阶段，提出具体要求，对上层建筑再作一定改造。（24）
经招商局派员会看，并绘图要求船政按样更改，最后出现在世人眼中的“康济”已与母型“威远”、“超武”的外观有了较大变化。所有的更改均以满足商用为前提，“威远”级军舰的三根桅杆中撤除了中桅，只保留前后桅杆，与商用无关的风帆索具、桅盘等全部撤除。舱面之上，嫌原来加大首尾楼的办法还不够彻底，干脆从首楼至尾楼全部加盖成了客舱，露天甲板全部封闭。原先布置在露天甲板上的机舱棚建筑转而布置在了加盖的舱房顶部，军舰的驾驶台也改到了舱房顶部，布置在前桅之前。如此一番更改后，“康济”完全变成了一幅商船的相貌。（25）
1879年末，“康济”舰在船政厂前测试轮机完毕，“试轮旋转合度”。船政委派“扬武”舰管带张成选带部分水兵驾驶，于1880年1月8日驶至罗星塔江面，9日清晨放洋出海航试，测得航速12节，“船身坚固，机器精良”，宣告成功。（26）随后，立即通知招商局自行派员来马尾接收船只。
由招商局船员驾驶，1880年4月4日，“康济”顺利抵达上海。孰料，此后不久，围绕“康济”舰顿生轩然大波。当年的5月8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行文总理衙门，称招商局派员赴闽接收“康济”时，曾出海进行航试，当时海关下设的负责发放商船牌照的福州理船厅也派员跟随航试。经其回报称，“康济”舰“行驶尚为妥适”，“旋转亦属便捷”，但是航试时尽管加了大量压载物，仍“未能平稳”，“多搭客人，恐更不免摇簸”。而且客舱设在原舱面之上，重心太高，“虑有倾覆之虞”，称海关不敢作主为其发放牌照，具体如何处理，要求总理衙门“核夺施行”。（27）
这一骇人听闻的说法传出后，引起了中国官场不小的震动，在洋务官员看来，赫德这一举动，大有项庄舞剑的嫌疑。当时赫德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铁甲舰、蚊子船，曾任船政洋员监督的日意格因为经常指摘英国舰船的缺点，可能成为了赫德的眼中钉。同时，推销英国船只的最大竞争对手，无疑是中国国内的造船企业，挑“康济”的问题，无外乎是给官场人士留下福建船政造舰水平不行的印象。
对于赫德的批评，洋务派官员立刻群起回击，以防被清流保守派借机生事。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最先行文总理衙门，称赫德的行文“足证遇事关心认真”，但是将普通商船规范引用来挑剔“康济”的做法，“微有不符”。
有别于黎兆棠温文尔雅的反应，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举动显得更为有力。先是转述了事件当事人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查验的结果。即“康济”舰原本是军舰舰型，“不计装货多寡”。商议拨给招商局后，“将船中添配船面，连接船头船尾，庶使住房之外多装搭客”。称“康济”从马尾开往上海的途中，“亦觉平稳”，虽然不是商船常用的平底船型，但是稳性与招商局进口的商船并无多少差别。到达上海后，招商局为“康济”舰投保，“洋行保险验船人到船细看，均称船身坚固，行驶平稳，否则船主固不放心，即保险洋行亦不肯承保”（28）。
经过一番事实陈述，李鸿章做出结论性的建议，认为福州理船厅的说法“恐非确论”。此后，李鸿章又再度详细上奏清廷，力陈“康济”舰经过实际使用，“亦称平稳”，所谓尖底船不能用于商用的说法不可靠。在李鸿章的有力支持下，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又接连上书澄清，最终化解了这场大风波。
“康济”拨给招商局后，主要在香港南洋一带航线航行，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出现赫德说的危险情况。随着招商局商船的进一步增多，1884年左右，“康济”被调拨给同属李鸿章淮系的北洋水师。和该级军舰的首舰“威远”一样，“康济”不久也成了练习舰。
1888年，随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军中急需专门用于培训鱼雷专业士兵的练习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遂决定将“康济”练习舰改为鱼雷练习舰。（29）改造的内容主要是添加武备，回到福建船政进行施工，从之后的情况看，“康济”舰简直成了武器训练平台，所装备的武器型号五花八门。共装备有80磅瓦瓦苏尔前膛炮一门，12磅阿姆斯特朗炮两门，87mm克虏伯舢板炮四门，金陵制造局造10磅前膛炮四门，诺典费尔德机关炮两门，格林机关炮两门。由于“康济”舰体改动余地较小，这些火炮大都安装在舱房顶部。除此外，另加备了两具从德国购买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用于教学训练。（30）
北洋海军覆没后，停靠在刘公岛铁码头旁准备运载残存官兵出岛的“康济”。非常巧合的是，这张照片中“康济”舰左侧海面那艘露出桅杆的沉船，就是“威远”舰。
甲午战争时，“康济”舰未参与主要战事，北洋海军覆灭后，日军将其解除武备，归还给中国，用以运输提督丁汝昌等人的灵柩，以及残存的北洋海军官兵离开刘公岛。1896年，清廷重建北洋水师，“康济”更名为“复济”，重新充当练习舰，并参与了从日军手中收回威海卫的仪式。推测于1910年左右退役。
“澄庆”
1879年7月25日，即船政第三号铁胁轮船“康济”下水后第五天，船政第四号铁胁轮船兴工建造，仍然属于“威远”级。工期如此紧凑的缘由，在于当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函商，沈葆桢以南洋海防急需得力军舰，要求从船政调拨。对于开山之祖的要求，船政的回应相当积极，原本计划调出“扬武”、“威远”两艘军舰给江南，但当年中俄在西北发生龃牾，福建的海防形势陷入紧张，无法外调分拨军舰，遂决定立刻着手用轮机车间仿造出的第二台康邦机器建造一艘新的铁胁轮船，调给南洋。
船政后学堂首届学生，中国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后来担任“澄庆”舰管带的蒋超英。
这时，船政大臣吴赞诚因病离职，赴江苏求医，直隶按察使黎兆棠被任命为第四任船政大臣。黎兆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