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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纵突击马围子的同时；中原野战军四纵和九纵向杨围子村发动了最后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率领着他的军部和十师、八十五师已经在这里据守多日。解放军挖掘的壕沟每晚推进几十米；挖至一村消灭一村；现在已经挖到杨围子村前不远的地方——“夜间咳嗽声都可相闻”。由于得不到粮食补充；第十四军的上千匹牲口被打死在外壕里；官兵们每天用马肉充饥；牲口残尸的腐烂气息四处弥漫。村子里的房屋都已被拆掉生火取暖；伤兵无处安身；又不准他们挤在工事里；于是村子四周的旷野上哀号不止。十一日下午十六时三十分；四纵司令员陈赓集中了百余门火炮和几十具“飞雷”；对第十四军的前沿和主阵地实施猛烈的轰击；整个杨围子几乎被夷成平地。接着；两个纵队的五支突击队发起攻击；突击队的后面；是四纵的十、十一、十三旅和九纵的一个旅。激战九个小时后；杨围子村外围被突破。
第十四军八十五师二五五团那个爱写日记的政工室主任洪雨卿的日记本被解放军官兵缴获。日记本最后记述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情景；这是国民党军第十四军的最后一天：
昨夜敌来猛攻外围阵地；许多敌人已到了我们的鹿砦外面做工事；看情况我们生死存亡就在今天可以解决；这时我的心是破碎的；不管死伤或被俘；只希望在今天了结这被围困的日子。
史料中没有这个心已破碎的国民党军军官是生是死的记载。
熊绶春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同样毕业于黄埔的陈赓过去与他很熟。陈赓给熊绶春写了劝降信；并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信之后说：“他们会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参谋长梁岱极力劝说自己的军长；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等援”不如说是“等死”；指望李延年兵团救援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原本不也是来增援徐州的吗；结果自己却被围困只好等待救援；“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怎么会有人再来援呢？”熊军长沉吟良久；低声说：“不知谷副军长会不会同意？”梁岱说；他同意就一起投降；不同意就派人监视他。第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请来了；听说要投降；谷副军长放声大哭：“大家都同意；我何能独异？不过我们追随校长几十年；怎能对得起他？”梁岱开始起草投降信；信的最后写的是熊绶春和谷炳奎的名字。但是；谷副军长不愿意；说劝降书不是写给他的；签军长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熊军长很不高兴；说：“两个人都不署名；就用参谋长的名义写明奉谕函复便是了。”天黑之后；一名排长去给陈赓送信。直到第二天早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送信的排长还没有回来。中午；四纵的炮火打击重新开始；十师的阵地首先被突破；炮弹已经打到了军部隐蔽部的顶上；泥土下雨似的倾泻。梁岱看见熊绶春神情异样：
熊绶春面色惨白；伏在地上翻翻自己的皮包；把皮包里的一些信件烧掉了；又拿出妻子的照片；边看边流泪。当时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说：“现在还不至绝望；何用这样悲观！”他这回真是垂泣而道了：“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连累了你；你接任这个参谋长；不到三个月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我连累了你啊！”说毕；眼泪脱眶而出。
黄昏；四纵官兵冲进杨围子村里；“哨子声；喊话声；冲锋和脚步声；震动了隐蔽部”。梁岱突然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军长站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向隐蔽部门外冲出去”；“刚一出门；一颗炮弹正落在隐蔽部的门口”；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炸死在暗下来的天色中。
参谋长梁岱再次被俘。
解放军干部看见他；认了出来；因为上次他被俘的时候；这个解放军干部审查过他；于是问：“原来又是你；你不是书记官吗；怎么成了参谋长了？”
一起被俘的熊绶春的卫兵对梁岱说：“我要去参加解放军了；不能照顾你了；请你自己保重吧。”
梁岱连同第十四军遗弃在战场上的三千多名伤员一起向后转送。路上碰见一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他问梁岱：“你们军长呢？”梁岱回答说已经阵亡了。干部又问：“尸体在哪里？”梁岱回答说在杨围子村里。
他叫我留下熊军长的卫士；并吩咐那个卫士说：“我派人协同你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上；立了个木牌；写有：“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梁岱后来才知道；这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就是著名将领陈赓。
越打越大的淮海战役震惊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就在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埋葬的那天；一位美国青年坚持要进入中国的淮海地区；想亲眼看看致使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彻底崩溃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二十七岁的美国陆军准尉西默·托平从美军驻菲律宾马尼拉的部队退伍后；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并担任《纽约时报》业余记者。他曾搭乘调停国共停战的美军飞机到过延安。当时；涉世未深的他向共产党领导人们提出：“为什么你们不把你们党的名称改为土地革命党？”并强调说如果改了名称美国人民会高兴。面对他的提问；共产党领导人笑得很厉害；他们告诉他：“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人；所以我们称自己为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冬；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在南京感受到了异样；因为这座城市“处处弥漫着行将灭亡的气息”。
西默·托平从南京到徐州；他在南京和徐州机场看到的情景让他确信国民党政府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南京机场上挤满了准备逃亡的达官贵人和他们的家眷；大型运输机“犹如拾荒者一趟又一趟地把国民党将领的贵重物品从北方运来；这无疑是向世人宣告；某一城市又落入到了共产党手里”。而在徐州机场；他看见了国民党军空军依然持有的巨大军力：C…46、C…47运输机；P…5野马式战斗机和B…24、B…25轰炸机；数百架次地飞往战场。但是；战场上传来的战果却令美国人和南京的蒋介石一再失望；原因是“国民党军飞行员坚持要在他们认为安全的高度作战”。达到徐州后；西默·托平深入到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增援黄百韬的攻击战场——“七十五毫米和一〇五毫米火炮炮弹不断地在村庄与村庄之间掠过；砸向共产党军队坚守的村庄。”
返回南京后不久；西默·托平决定从蚌埠方向再次进入淮海战场；因为他听说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都已被围；他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庞大的兵力和优势的装备怎么可能瞬间陷于如此危境？他在南京搭上了一列货车；车厢里挤满了难民；车厢两侧堆着防止袭击的装满泥土的麻袋；身边还有一群奉命开往前线的国民党军官兵；这些官兵阴沉着脸吃着辣酱油拌的冷米饭。火车终于到达蚌埠；西默·托平拜会了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刘峙。
“目前我们正准备围歼陈毅和刘伯承。”刘总司令对记者说。
西默·托平要求刘总司令能够让他进入战场；刘峙的态度含糊了。很快；他就听说“黄维的部队和坦克被共产党围攻的炮火炸得四分五裂；十二个步兵师中至少有一个已经反叛了”。年轻的美国记者更加坚定了深入战场的决心；他确信只有他亲眼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他要对得起付给他薪水的《纽约时报》和这份报纸的所有读者。等待中；他碰见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