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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最早建在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纽约的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了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招生，校址就向纽约上城推移到了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到了1897年，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百老汇116街的今址。
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渊源颇深，除了李经述和容雪都曾在这里学习，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还发生了一件奇闻：来自中国广东的贫穷华工丁龙，终生未婚，省吃俭用，将一生积蓄一万二千美元，捐献给了哥大，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系。这是一笔巨款，当时1美元能买到1克多的黄金。丁龙的理由，是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促进中美两国人之间互相理解。
外交总长伍廷芳，曾任驻美公使，听说过丁龙的故事，他在总统访问哥大前对李经述介绍说：“丁龙算不上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他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他很珍视主仆之间的承诺与情谊，帮助丁龙完成了心愿。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李经述到了哥大，校方热烈欢迎。哥大特意安排了丁龙的雇主卡本蒂埃将军向李经述夫妇介绍丁龙。
卡本蒂埃表示深感荣幸，介绍说：“很荣幸我也是哥大的学生。当时我给我们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写信，说五十多年以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予哥大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请求以‘deanlung’为之命名。”
李经述问卡本蒂埃：“丁龙的个人品格怎么样？”
卡本蒂埃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当众回答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异教徒，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教徒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基督徒。”
李经述对丁龙的故事也很感动，他还接受了哥大校方的邀请，对哥伦比亚的数百位师生作了一场现场演讲，主题就是“从卑微到伟大”。
李经述面带微笑，声音洪亮，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我刚听了丁龙的故事，乍一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武训，他和丁龙做的事情差不多。武训这个人，对在座的各位来说，是一位遥远的东方人，但在现在的中华帝国，他是妇孺皆知的君子！”
李经述便讲起了武训行乞兴办免费学校的故事。
武训先生是山东省堂邑县武庄人，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1859年，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兴学。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足迹却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像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经过多年的辛劳，武训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训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助他办学。
二十八年后，在武训49岁时，他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在1888年，武训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七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
就这样，武训一生兴办三所学校。他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最后，李经述说：“中国人民是善良的。武训和丁龙，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他属于千万中国人中之每一个人。我们曾经无数次地被人告戒，‘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因为整个世界都不会忘记’，但是，我们更不要怕自己的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瞄准高尚事业，有梦想，敢于把梦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每一个人就都能成为丁龙，成为武训！这一点，不管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都将成为现实，我保证！”
现场的哥大师生刚听了丁龙的事迹，感动不已，又听了武训的故事，对中国人的品行钦佩不已，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羡慕不已。
听完了李经述的演讲，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哥伦比亚大学，李经述随后还会见了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约翰·杜威。李经述和这个年近五十的大哲学家，深入交流了一下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批判精神。
杜威1884年获取博士学位后在密执安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到1904年就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了。李经述和杜威的会见，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一间教授办公室。这办公室时学院分给杜威的，很普通，也就二十几平方米，两人进行了闭门交谈。
李经述谦虚地向杜威请教：“杜教授，现在很多中国人认为批评中国就是摸黑中国，你怎么看？”
杜威笑着说：“其实，批判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自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生命之火。正是这把熊熊燃起的火，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否树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是其成为能否真正鼓励创新、鼓励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李经述笑道：“你的意思是说批评和批判不一样？”
“那当然！”杜威回答说：“批判，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历史或现实作甄别和审视，对人或事进行分析和解剖，以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其着眼点是广阔的未来。批判还需要一定的条件。”
李经述问：“什么条件？言论自由？”
“是的。”杜威说：“批判还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人格和精神**，并且，批判必须要讲究逻辑！不能风马牛不相及地乱批评。实际上不管大总统承认与否，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宏大的批判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不妨看作是生物发展对自身的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已经自然化了，显不出其主动性和意识性来。人类社会的批判走的是一个相对短暂的过程。朝代的延续，社会的更替，感谢上帝，直到今天走的仍是一个逐步朝向高级的过程。无疑，这一切都是因了批判的存在。”
李经述笑道：“你把批判的意义说得太过了吧？再伟大的知识分子，知识和经验也是有限的。而且知识分子身上，往往有一些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