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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两万多人北上。
9月23日，曾国藩部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能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
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匪患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
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办法，这行径真有后世鬼子的风范。
同时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可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不久之后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朝廷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
朝廷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腐败，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腐败，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当然吧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
清军接二连三在捻匪手上吃亏，不仅朝廷震动担心又出来一个太平天国，就是各省清军都难免心生惴惴生怕被调去剿匪。
当然吴可没这想法，捻匪虽然表现惊人，但他还没放在眼里。当初在河南以及淮北之时可没少打交道，当时捻匪正是鼎盛之时，不也被乡勇队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之后更是被杀得大败逃散，对付捻匪根本就无任何心理负担。
本来朝廷还有意调拨两广清军助剿，不知道为何最后却没了音讯，吴可对此也不在意正好省却了一桩麻烦，他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剿灭贵州突然暴起的骚乱。
没错，就在北地捻匪肆虐，满清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战败被杀，湘军主帅亲率大军围剿也连连战败无功而返之时，好象约好了似的，他那岳父老子张亮基所辖云贵突然暴发大规模苗民骚乱，吴可自然得着紧派出兵马帮助岳父大人平息治下叛乱，尽快恢复云贵两省的稳定和秩序。
真是邪了门了，原本湘军主力收复金陵，煊赫一时的太平军主力覆灭，眼下着多年的战乱即将平息，谁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过去，南北两地的战火不仅没有平息迹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摸样，朝廷就是想要休养生息也不得闲，更不要说吴可这些亲临战乱一线的封疆大吏……
第657章云贵战乱
19世纪50年代中期，受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影响，深受官府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的贵州各族百姓也纷纷响应号召举旗起义，反抗朝廷的残暴统治。
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黔东南整个苗民聚居区。
不过苗民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在吃了几次大亏后，起义军首领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到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与黔东南苗族起义的同时，贵州东部号军、黔西南、黔西北苗民也发动起义。起义烽火几乎燃遍了贵州全省。
当时，清军把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上，因此对贵州各族百姓的揭杆起义没有多大办法。
当然，贵州复杂的地形也限制了清军的行动，想要扑灭苗民起义，不花费大代价想都不用想，性价比实在太高朝廷更关注钱粮财赋之地的江南亮光地区，使得贵州苗民起义一直剿而不灭。
1864年7月，天京陷落，整个大清的反清形势转入低潮。朝廷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终于腾出手来于次年抽调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黔西北苗军、黔北号军相继失败。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处境更加困难。
1865年5月，两广清军席宝田部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苗军守将甘保玉与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
两广清军从正面进攻，火力十分猛烈苗民措不及防之下伤亡惨重。见久攻不下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进攻击驻守苗军后翼。
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被火，枪击中头部当场毙命，寨头终于失守。
与此同时，四川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镇压号军起义后，又向苗军发动进攻，于1864年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1865年，朝廷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两广总督吴可遣广东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两广清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阳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之苗军。
3月10日，两广清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
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两广清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