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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南方之行，遗忘的，也许比记住的要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与诗歌有关；重要的是，其中有两次与《诗刊》有关——之于我，不管参加青春诗会，还是获得华文青年诗人奖，它们都发生在《诗刊·下半月刊》创刊之后。现在，《诗刊·下半月刊》已经走过了5年的历程，它不是中国唯一的诗歌刊物，但却是把朝气和影响力融合得最好的诗歌刊物。它的生长的力量令人惊讶，它使我相信，即使在撒娇和撒泼盛行的时代，诗歌依旧能够保持它愿意保持的品质，依旧能够局部地无愧于漫漫时光赋予它的超越自身的光荣。
一张黑白照片的解说
阳 飏
想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可正是诗歌红火的年代，就像是父辈们赶上了大炼钢铁，我只能是摸了摸他们炼出来的铁馒头，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气。这回千万可不能错过当诗人的机会了，我和人邻、冷焰、白帆等几个人办起了油印诗刊，自刻自印，热火朝天地出了十几期。想想那段日子，天天做的都是诗人梦，诗人谓何？那时候就知道是要把话说不完整一要朦胧，要有余韵；就是说梦话也要把标点符号全删去——因为那是一个烙下了集体和我个人诗歌印迹的年代啊。记得《飞天》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组诗，并且获了奖，我还参加了一个甘肃青年诗人参观团去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如今称誉诗坛的甘肃诗人老乡、何来、林染等都是当年那个青年诗人参观团的成员。十来天后返回兰州，一进家门就听妹妹说，《诗刊》一个名叫唐晓渡的编辑给我来了封信。兴奋的我把那封信看了又看，知道我的一首名为《一只白天鹅和另外一只白天鹅》的诗被《诗刊》留用了。写一笔好字的晓渡的信开始让我确信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诗人。这首诗发出来的时间是1982年6月号，从那个月的月头开始，我就天天去卖报刊的书亭打问这期《诗刊》到了没有，并且想着一下子买他几十本送朋友，叫大家都知道我是诗人了，因为《诗刊》是一个标尺啊，虽然我最终也没有买几十本，那年代我一个月才挣几十元，囊中羞涩。
1983年我旅行结婚去北京，到《诗刊》编辑部见到唐晓渡，多么年轻的唐晓渡，说一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那时候，《诗刊》还在虎坊路吧？我印象房子很小，晓渡兴之所至，铺开纸张写了幅为我新婚贺喜的条幅，那字，我至今还保存着，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诗歌编辑和我的情谊，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留下的物证啊。和晓渡断断续续通了几年的信，再后来。知道他调作家出版社去了。晓渡，一切都好？
一晃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算算我在《诗刊》陆陆续续已经发表了一百多首诗，那首《一只白天鹅和另外一只白天鹅》就像是一篇我的诗歌序言，但愿我的诗歌像是“白天鹅”美丽的脖颈，天天向上“曲项向天歌”。
爱尔兰大诗人叶芝《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游着五十九只天鹅”，我的“一只白天鹅”是被枪杀的，“另外一只白天鹅”是被作成了标本的——我这首诗的起因是源自报纸的一篇报道，这也是发生在二十多年前那个道德缺失的年代的事情，像是更远年代锈蚀的铁馒头，历史需要时间的擦拭，好在“白天鹅”带给我更多的是诗歌内容以外的回忆。
从染铺塆到农展馆
陈染君
染铺垮，没有人知道，是诗人闻一多的老家浠水县的一个小乡村。农展馆，当然是指从虎坊桥搬到农展馆南里10号的《诗刊》编辑部。
2001年10月，早已过而立之年的我，终于把染铺垮“搬”进了《诗刊》，《诗刊》10月号发表了我的组诗《出门在外》，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作品。是的，毫不夸张，我也可以肯定我是把染铺垮搬进《诗刊》的第一人。时任副主编叶延滨老师在述评中说：“陈染君的这组诗，让我感动，说得出好来有三点：一是语言的朴素，二是情感的干净，三是想象的丰富。”我知道这是叶延滨老师对我的鼓励，联想到二十年前我在一座小县城里阅读《干妈》时的情景，我的内心还是说不出的激动——20年，虽然不曾谋面，但我终于通过诗歌“见”到了《干妈》的作者。
说起来汗颜，想写诗想当诗人是我16岁时的冲动。当时我把《红楼梦》里的诗词全部抄了一个遍，然后就开始五个字七个字地抒发自己所谓的感情。后来不再五个字七个字地写了，也在大报小刊上发了，但从未上过《诗刊》。有人说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还写吗？写什么？怎么写？后来我读到了里尔克，里尔克说如果你非写不可，就你的童年就够你写一辈子。再后来我又读到弗罗斯特，没想到诗歌还可以写得如此“明白”。于是，我就照着希尼的样子“挖掘”。第一批挖掘的成果也寄到了《诗刊》，但被退回。继续挖掘的《出门在外》，终于被林莽老师所接纳，其中，《听母亲叙说老家的死亡》一首，还人选当年的中国年度诗歌，最近，又被人选《新世纪5年诗选》。
我知道我写得还不好，但我现在更愿意写更离不开写，真的是连“童年”还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刊》老师们的提携；另外，我也越来越感到，论滋养，诗歌是我的父亲，论赡养，我是诗歌的儿子。
一朵胡麻花究竟有多蓝
郭晓琦
我的名字第一次上《诗刊》是在13年前。
那是“人民保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的获奖名单，一百多个获奖名字中多是我崇拜和敬仰的诗人。其中就有庆阳的成名诗人陈默和第广龙。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出乎意料地跻身在他们中间，那种兴奋和激动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接着，我们获奖的消息又登在《陇东报》上，名字很快传遍了校园甚至整个小城，这着实让我飘飘然了好一阵子。走在路上，我把头颅仰得老高，一副目空一切的名人样子。
此后，我痴迷在毫无方向的写作中，一学期下来，沉甸甸的诗稿摞起一大沓。一味儿都是悲花伤秋、苦恋思念之作。我把这些分行文字一股脑寄给了《诗刊》，在满怀期望的等待中，想象着它们的横空出世必将会震撼半壁江山。谁知，这些诗稿寄出后却石沉大海。当我那颗狂热的诗心渐灰渐冷之际，恰恰又被派到一所极其偏远的乡村中学去任教。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我疲于工作、家庭和生活。而诗歌，偶尔想起时，却仿佛已远在八荒之外……
我真正在《诗刊》发表诗歌已是十年以后。此前，《星星》等刊已发表过我的一些作品，所以，当2003年《诗刊·上半月刊》10月号发表了我的《胡麻花》和《下雨的早晨》时，我的心情反倒非常平静。毕竟当年的狂妄少年已变成了一个饱经生活历炼的男人，那一颗浮躁浅薄的心也已经沉淀了下来。但我必须承认，我真正进入诗歌，却是从写这两首诗开始的。如果让思绪再往后退一点，一直退回一个让我难忘的月份——2002年的5月，就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个起点。
这个五月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围着艾草和粽叶伤感与怀旧，而是诗神忽然向我敞开的一条通道。此前，我曾在心中无数次默诵过这样的句子：“人们敲遍所有的门，一无所获。而唯一一扇通向理想的门，却不经意碰到了……”。这是我所崇敬的作家普鲁斯特说过的话。在那个值得纪念和铭刻的五月，这种情形，这种幸运恰恰适合于我当时的感受。
2002年的5月，《诗刊》社、甘肃省文学院和庆阳市作协联合举办了“李梦阳全国诗会”，小小的西峰城迎来了许多的著名诗人与诗歌爱好者。晚上，一直对我关爱有加的陈默老师带我去了周所同老师的房间，他细心地看过我的诗稿后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并说了些勉励之类的话。第二天，在去北石窟寺采风的路上，周老师坐在前排驾驶坐的旁边，一直神情专注地看着窗外的景色。我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五月的土塬已不显苍莽，远处，沉默的山峦披着星星点点的绿；近处，泛黄的麦田在清风里波动；独立崖畔的枣树开着米色小花，路边落尘的青草和小野花哆嗦着……那时候，我重新拾笔不久，正困于诗歌写作中的种种，就不失时机地向他请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