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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书荣馆长请来这房子的主人贾氏兄弟振川、振邦和振奇。经他们一说便知贾氏原是旧城村中传承很久的年画世家。从事年画至少六代。贾氏最辉煌的年代应是太祖父贾崇德时期。那时，贾家在本村和县城的南关都有作坊，店名叫做德兴画店，年产二百万张，远销到山西榆次和陕西的凤翔。太祖的大业传至祖父贾董杰一代，便遭遇到日本侵华和国家动乱的时代，贾氏年画发生由兴而衰的转折。待到贾董杰把家产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贾增和与贾增起时，最珍贵的东西便是五百二十块古版了。
年画的生命是印画的雕版。贾家人只印不刻，画版就是饭碗。故而，贾振邦对我说：画版养活了他家一代又一代人。
贾增起就用他从祖辈继承的二百六十块木版，一直印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来，随着时风的变迁，年画的衰微，他无奈地放弃了画业。然而放弃画业却不能放弃画版。他一生经过许多战乱，每逢战乱都把画版埋起来，设法保住。武强地势低洼，时有洪水袭击；遇到洪水来临，便把画版搬到高地上，昼夜看守。可是，自打贾增起不再印画，专事务农，这批画版的存放便成了问题。直到1963年，一次大水过后，家里翻盖房屋时，索性把这些画版藏在屋顶上。好像只有放在这个旁人不可能找到甚至想到的地方，才会感到安全。谁料正是藏在这绝密之处，这批古版才躲过了凶暴的“文革”。全国各地的年画古版绝大部分都是在“文革”中销毁的。有的画乡是把全乡上千块版堆起来一把火烧光。至今，武强年画博物馆中还保存着一块“文革”时人们被迫用菜刀削去凸线的画版呢——它刻骨铭心地记载着民间年画的劫难史！
为此，每当房子的外墙破裂出现问题时，贾增起决不拆房重建，他怕顶上的古版“露了馅”，便想个主意，在老房子外边包了一层红色的机制新砖，索性把这座秘藏古版的灰砖老屋包在其中，隐蔽起来。在河北乡村，房子是忌讳内外两层，形似棺椁。但他宁愿犯忌，也要使古版安然无恙。
贾增起于1992年去世。此后，儿子们都搬到外边成家，这老宅院便无人居住，屋中堆满在漫长的生活中不断淘汰下来的杂物。待贾增起的儿子贾振邦打开房门，请我们走进去，一瞬间的感觉真像一个世纪前第一批探险者进入敦煌的藏经洞那样。几间屋中是那些随手堆在那里的破柜子呀、手堆车呀、乱木头呀、小碟小碗呀、壶帽呀、木杆木棍呀等等，全都蒙盖着很厚一层灰尘。郑一民说，他们前些天钻进这屋子时、，蜘蛛网多得吓人，他们用了不少时间才把满屋的蜘蛛网挑去。但此时角落里还有一些蜘蛛网在我们手电筒的照射中闪闪发亮。
我最主要的目的是把秘藏屋顶上古版的状况弄明白。经贾氏三兄弟介绍，这一连五间的屋顶都是用胳膊粗的树干作为椽子架在梁上。树干是自然木，歪歪扭扭，很是生动。椽子上是一层苇席，苇席上是一层画版。据贾振邦说画版上是一层黄土，黄土上是一层砖，砖缝勾灰，以防雨水。
当年贾增起秘藏这批古版时是颇费心机的。他把古版放在屋顶下边，以使画版存藏安全；画版下的苇席，一为了遮掩，一为了透气。据说最早还用棉纸吊了一层顶子，现在吊顶已经脱落。在贾振邦的指点下，仰头而望，从一些残破的席子中真的看到藏在上边的几块古版的边边角角。有的发黑，却能看见版上雕刻的凹凸；有的则是红色或绿色的套版。这令我惊喜至极。一年来一直惦记的宝物就在眼前和头顶上。几乎是举手可得呢！
经查看，这五间屋中，中间的堂屋由于平时常有外人来串门，故顶上没有藏版。两边的东西两间及里边的左右耳房比较私密与安全，古版藏人其顶。用目测，东西两间各十平米，耳房三
平米。倘若将画版铺平，应为二百至二百五十块！
除去画版，在堆积屋中的杂物里，还有两辆当年贾家先人外出卖画时使用的独轮手推车。这使我马上想到，武强人那首当年推车进京卖画时边走边唱的“顺口溜”：
彭仪门，修得高，
大井小井芦沟桥，
芦沟桥，漫山坡，
过了窦店琉璃河，
琉璃河，一道沟，
十二连桥赵北口，
赵北口，往南走，
过了雄县是郑州，
郑州城，一堆土，
过了任丘河间府，
河间府，一条线，
过了商林是献县，
献县大道铺得平，
一直通到武强城。
心里一念这顺口溜，眼前的车子好像“吱吱呀呀”活了起来。
贾振邦说：“这辆车推活我们一代代人。后来父亲不印画了，就用这辆车去县城赶集，卖菜，换鸡蛋，供我们哥几个上学，念初中，高中。父亲说再苦再累也得供我们上学……”说到这里，凄然泪下。
其兄贾振川告诉我：“这车子左右两边，原来还有两根棍儿，已经掉了。上边各写一行字，即‘远近迟迷逍遥过，进追避还遇道通’。每个字中都有一个‘走’字。”
这两行字显然是武强人远出卖画时的心中之言。既有默默的企望，也有一种自由与潇洒；还有一种武强人特有的文字上的智慧，这在武强年画（如半字半画的对联）中表现得十分鲜明。
屋中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几件废弃的箱柜。柜子上的顶箱，里里外外全糊着花花绿绿的年画。细看都是“灯方”。显然，当年由于顶箱残破，就用印废的年画粘糊。这个细节，足使我从满屋七零八落的东西——这些历史的残片想象出昔时一个家庭式年画作坊的彩色图景。郭书荣说，前些天他们还从这柜子里发现一卷文书呢。待贾振邦拿来一看，颇是珍贵。三件文书一为买地契约，二为分家的契约。买地契约为咸丰元年（1851年）；分家契约一件为民国六年（1917年），另一件被鼠咬，年代缺失。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分家契约在提到画版时，都有一句话是“本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在传承的意义上，这句话很像宁波天一阁范氏家族的“代不分书”。表现武强人对画版的珍重。也说明画版在民间文化上具有重要的传承性。因而，守住画版是武强年画艺人们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传统。正由于这句话，这批顶上画版历尽凶险，保存到了今天！
从前一件文书（咸丰元年）看，立约一方为贾崇德。贾崇德的父亲贾行礼肯定生活在道光年间，如果还早——便是嘉庆。那么这顶上秘藏之版会有嘉道的古版吗？如果贾行礼一代手中还有来自他的先人更早的古版呢？此时，我对屋顶上的古版已充满神奇美妙的猜想了。
祖宗留下的“分家契约”上，
明文写着“画版只许使不许卖”
为此，在第二天发掘古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顶上秘藏古版最大的悬念是有没有清初前三代的古版，倘若有，就是民间国宝。”
发 掘
10日晚，冷雨彻夜未停。我给京津的亲友们通了电话，方知数十年未遇的寒流正笼罩着我们这次田野抢救。
11日清晨。得知由京、津、鲁、楚等各地闻讯而来的专家与记者已有百余人。星夜里赶至武强的有著名民俗学者白庚胜和民间艺术专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先生。薄松年先生的到来将使这次古版的鉴定更具权威性。但老先生早已年过七十，居然冒雨而来，令我感动。此时，雨未停，风又起。我拟建议发掘一事改期。但记者们的积极超出我的想象。《东方时空》、山东电视台以及凤凰电视台的记者们连早饭也未吃，揣些干粮在衣兜里，就扛着机器奔往旧城村。争取在大批发掘人员与记者们到达之前，占得最佳机位。
早饭时，我对薄松年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