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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搬出来，说起来难以停住；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玩，只有他的嘴巴是闲不住的，看到什么说什么，一说还会扯远了。
在学校，课间同学扎堆在一起，他的话最多，说什么话题，他都是积极抢着说，绝不落后的。其实他好说的背后，不是
他有多么强的表达欲望，是他天性喜欢说话罢了，喜欢说，就能说，本来是平淡无味的一句话，一个事，到了他嘴里，
就能形象百出。他爱说，嘴也甜，家里来的客，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他都会主动地上前打招呼，很甜地“叫人”，
并跟着话就来了。
爱说的孩子一般都是爱吹牛的。因为要不停地说，他们就没话找话，没事找事说，之中除了会重复说（啰嗦）外，
不由自主地会编进很多无中生有的故事，说起来，就有了灵感，故事会被无边际地扩大、抬举。董安凡也不例外。说人
说事，中间添油加醋是经常的。董安凡最爱向同学提的，是母亲“卞”姓家族中那些有成就的人。董安凡不像表姐卞欢，
说起那些有了“地位”的亲戚时，躲着不提自己的父母；董安凡恰恰喜欢搬出父母来一起说，说的时候就不自觉地吹嘘
了父母，说的意思是想说父母也是不一般的。比如，他说四姨卞银薿时，就说自己的母亲长得和四姨差不多的；提到老
板大爷卞金荣，他会说自己的父亲也是差点去开了餐馆，只不过父亲更喜欢他的工作，最终放弃了。同学就会问，他的
父母是干什么的，吹劲上来，董安凡信口就说，他父母都是单位的大干部，很好的工作。吹嘘父母的意识并不是会说会
吹牛时就有的，是他上了几年的小学后自然养出来的。那时，他懂得了虚荣。虚荣是环境给予的，不需要人来教授。概
念清楚了，虚荣心就有了。
孩子的吹牛是本能，不是用心酝酿的设计，它是一种当时需要的“口瘾”和“心瘾”，过罢瘾就过了，回头去找说
过的话，就找不回来原来的本色了；话就说成了另一种临场的发挥。这也是他们说的时候不想后果的。所有的话吹罢之
后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董安凡吹归吹，只要同学去过他的家里，见过他的父母，同学就知道他是吹牛了。他面对同学
的质疑很从容，辩解也是张口就来，比如会说母亲样子长得好是以前，不好看是后来变化的；见过父母穿了印有“清洁”
字样的工作服，董安凡会说父母单位的干部也要经常参加劳动，干部没有工作服，自然就会穿工人的工作服。他们是小
学生的脑子，脑子都简单，他吹得离谱，同学们信得也离谱。最终，还是会半信半疑了他嘴上说的。
他既然吹牛父母是干部，就要像个干部子女的样子。像干部子女的最明显标志应该体现在穿得好和手里有比别人多
的零花钱上；穿得好，零花钱多，就意味着做干部父母的工资高，工资高，家庭条件自然要比普通人家好。懂了虚荣的
董安凡就是这样想的。他的虚荣没有受到父母的批评，尤其是母亲卞银朵，还高兴他对同学的吹嘘。儿子能把她说成大
干部，卞银朵心里就有了种自以为真是的感觉。她再平凡，也是心气不一般的人，本来她从小心理上就是个低不就的人，
高不成那是没办法的事。儿子的虚荣也是她的虚荣。父亲黑子心里是不支持儿子的“胡说”，自己和卞银朵，样子上看
都看得出来是干什么工作的人，觉得儿子那么跟人“吹”，是叫他没有脸抬头的。但是，他害怕老婆，卞银朵怎么表现，
他表面上没有直接的顺应，也只能以沉默表示顺应了。
卞银朵支持儿子的虚荣，付诸行动。在给董安凡花钱上，她是不犹豫的，儿子说穿什么样的衣服、裤子、鞋子在同
学中是属于上乘的，她就给儿子买什么样的；儿子说手里有多少零花钱才像个干部子女，她就给儿子多少零花钱。除了
要大方地给儿子花，卞银朵自己本来就是个喜欢吃好，穿好，不懂节俭持家的人。这样，她和丈夫黑子本来工资就不高，
这样“大方”地花钱，每个月她和黑子的工资和奖金都被花空，再没有存过一分钱。有时，都熬不到发工资，钱就被花
没了，就只好从过去存下来的存款中“贴补”。那些存款也就只有几千块钱，其中有一千多块钱是儿子每年得到的压岁
钱。黑子操心想未来，对卞银朵说这样大手大脚地生活是危险的，将来拿什么供儿子上大学呢？卞银朵就说还早，等儿
子到了高三的时候，他们再好好存钱，一年随随便便就能把儿子一年的花费存出来了。黑子说她想得容易。卞银朵就说
不行了朝我爸我妈和你爸你妈要。说着就举出了几个同事的父母总是为儿女贴补的例子，说花父母的钱没什么不好意思
的。
还没有等到董安凡上高中，卞银朵和黑子就提前向他们各自的父母伸手要钱了。1994年，卞银朵和黑子先后下岗。
他们的突然下岗令董安凡的干部子女身份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这一年他上初中二年级。父母下岗后，母亲卞银朵对儿
子不客气地说，今后一分钱零花钱也不能给他了，他在家能吃饱喝足就不错了。董安凡说他这样的话，就会被同学识破
身份的。卞银朵像换了个人似的，破口大骂道：呸！你爸你妈现在都没有饭吃了，你还当个狗屁干部子女！董安凡瞬间
就感到了家里经济情况的严重性了。之前他还以为只是稍微下降了点罢了。没有了零花钱，董安凡也会说，他对同学吹
牛说，他已经吃腻了玩腻了，对买什么都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不需要手里有零花钱了。
卞银朵和黑子下岗后，他们每人每月只能领到一百元的生活补贴。卞银朵的父母每月给女儿贴补二百元，黑子的母
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他父亲是退休工人，退休金才有五百多块钱，就只能从牙缝里省出一百元给儿子贴补。卞银
朵不平衡也不能奈何，婆家的情况摆在那里的，骂只能骂自己找了个没本事的丈夫了。他们没有一技之长，再找工作是
难的，因为有父母的贴补，他们找工作的心也不迫切，有点慢条斯理的。没有工作，他们就在家，一天天晃悠过去了。
一家三口，每个月有五百元的生活费，比原来卞银朵和黑子的基本收入只少了三百多块钱。按理，省着点花是够的。
可卞银朵依然不省，想吃什么了，还是去买，绝不委屈自己的一张嘴巴的。每个月都是入不敷出。然后，又是动存折上
的钱。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真正要用大钱的时候来了。一年后，单位的住房实行了商品化，他们的住房在
规定时间内，要买下来的，否则就得给人家腾房子走人。他们的房钱是一万二千多元。这数目不算大，但对他们就是一
笔大数字。他们的存折上，这时只有不到三千块钱，那九千块钱就要借了。黑子家那边的亲戚都是吃死工资的，指望不
上他去借的。借的任务就落在卞银朵身上了，这样也叫她在黑子面前越发牛气的。卞银朵家族这边不乏有钱的人家，钱
是好借的。但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她就是向谁借，也是借，早晚还得还。“债”是叫人郁闷的。
卞银朵向五叔卞金荣借了一万块钱。交了一万二千元的房钱后，家里的存折上只剩了一千多块钱，等于只有儿子董
安凡的压岁钱了。有了债，存折上又快没了钱，卞银朵和黑子不得不急切地要去找份工作了。卞银朵先找到了工作，在
一家澡堂卖澡票。黑子瘦小，作为男性，身体条件太差，连卞银朵的二叔卞金利都不看在亲戚的面子上要他，外面的公
司更是不会要他的。没办法，五叔卞金荣以同情的姿态叫黑子去他的合众酒楼，作为茶童先干着了。他们有工作干了，
他们父母的“贴补”也就撤了回去。虽然他们当临时工的钱比不上正式工拿的多，但卞银朵和黑子每个月都有原单位的
生活补贴，这样弥补下来也就和以前的经济状况差得不多了。差不多，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花钱，得尽量节俭着用，他
们有一万块钱的债呢！而且，儿子董安凡已经上了高中。上了高中，给学校交完了学杂费，他们存折上的钱基本干净了。
他们真得老老实实再存出些钱了。
一想到存钱，卞银朵就觉得痛苦，她想，他们挣的那点钱本来才够维持正常的开销，再勒紧裤腰带，他们的日子过
得该有多窝囊！黑子就劝她，说谁家过日子钱不都是一点点省出来的。卞银朵听他这么说倒更加牢骚满腹了，怨自己嫁
了他才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