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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语云，人间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我们到上海的次日，林先生来，说接办《新闻报》的事不成了，正在筹划编印一种期刊。因为在筹划中，成不成，成，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不定中，我们，说积极些要等待，说消极些可以休息。休息的时间不短，其间经过目见、耳闻、推想，对于林先生及其事业就知道得多一些。他精明，在上海滩的文化界有不小的活动能力。但也不是可以通行无阻，比如办报，出期刊，就像是都阻碍重重。办报的想法落空之后，筹划出期刊，很可能不是来于什么事业心，而是骑虎难下。这骑虎包括已经铺开一个摊（租房、请人等），收就不容易（交代、情面等等）。在上海滩活动，要有钱，这钱是哪里来的？他曾说，他的有些正大的活动，军部里有些人不高兴，这使我们疑惑，他的身份也许与日本军部有关系。这类推想，我和谢溥谦出去散步的时候，间或谈到。当然不便同韩兄说，因为韩兄的为人，是决不会对好友有不信任的想法的。其实，我和谢溥谦，也没有到不信任的程度，加上由义方面说，我们应该从韩兄之后，由情方面说，林先生待我们客气周到，所以虽然背后有些议论，还是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流年碎影》 上海之行（2）
安之，不能总闷在小楼中，躲在蚊帐里。要出去走走，用上海话说是白相白相。可以括其要为三类。一类，就真是白相，黄浦江，苏州河，外滩，南京路，愚园路，福州路（也称四马路，书业集中地），等等，都到了。另一类，有关高级享用的，都是林先生招待，有华懋饭店吃，国际饭店喝，兰心剧场看，等等。还有一类，虽零碎而可称为大宗，是淘旧书。记得常去的是北京路、爱文义路一带，有些旧书铺，逛，也总能遇见一些可要的，其中不少是英文的。上海逗留不足两个月，买得的书却不很少，现在还记得，英文本《杨柳风》，广仓学会印《散氏盘》拓片，所得都不只一本。由买书又想到装订书，因为一直觉得有意思，也想说一下。是离开北京那天的中午，忙里偷闲，逛东安市场中原书店，遇见一本英译《堂吉诃德传》，开本大，两部七百多页，收一千幅插图，纽约版（未注年限，看形式为19年代），缺点为封面已开裂并脱落，价不很高，买了。也许为了到上海消闲吧，就顺手装在出行的箱子里。记得是七月下旬，与韩兄游爱文义路书店，忽然想起这本书，问书店主人有没有精于装订的。书店主人介绍一位老师傅，姓王，住愚园路六十六弄合泰坊二十四号。我将书送去，要求化破为整，保持原样。过几天取回，果然工很细，比喻为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谢上天保佑，经过几次流转，这位在蓝色硬封皮上骑瘦马持长枪的吉诃德先生，由其骑驴的仆人陪侍，还是安然立在书柜之内。人不可忘恩，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不由得想到这位敬业助人的王先生，如果仍健在，该是百岁上下的人了。
学祖传的喜欢对称，要求对称，说了开心的，要接着说点不开心的。想了想，有一件，或说是遗憾吧，是有看看张爱玲的机会，只因为怯于识荆的旧病长久不愈，竟没有看看这位同族才女。说有机会，是因为其时她二十四岁，在上海，初露锋芒，林先生曾提到她。又因为其时她写文章不少，欢迎发表，我们编印期刊，当然可以登门约稿。只是因为对于名人，尤其宝二爷所谓水做的，我总是心动得多，身动得少，结果就“交一臂而失之”。其后是，她先则登上太平洋的彼岸，终于登上净土的彼岸，就真成为时乎时乎不再来，后死者对于先死者，又能怎样呢？说一声安息吧。
适才说到编印期刊，这是往上海的本分事，似乎应该加细说。其实则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的，原因主要是，一切取决于林先生，我们只能吃现成的。这现成的是直到七月中旬，才决定出版个16开、页数不多的周刊，名《上海论坛》。何以如此之晚才决定？据所闻，困难、曲折也不少。但最终总是成了。紧接着是编、印、校、卖。编之前要有文稿，大部分是外来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由林先生负责约。我们也要写一些，记得主旨是说些与时事不近的看似公正的闲话。跑印刷厂，校，由谢溥谦负责。出版之后如何推销，我们就不管了。这样，勉强支持了三期，连我们也不知道有何意义，迎来八月，两个原子弹落地，局势大变，这期刊未发讣告就寿终正寝。
如我和谢君所推想，日本军国主义垮台，林先生的活动终止，我们旁观，像是还有返台湾之意。用不着推理，就知道随着期刊的灭亡，湖南路的小楼，以及广东厨娘供应的每日三餐，都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了。我们也要走。狐死首丘，又因为北京还有个家，有若干熟人熟地，想活就不能离开熟，当然只能回北京。而一有“归心”，紧接着就来了其下的“似箭”。经商酌，我和谢溥谦先离沪；韩兄本之与朋友共患难之义，待林先生行止有定之后再离沪。人世间，散总是比聚更容易，也就更快。于是向有关的人辞行，整理行装，买车票，一切急就章，没有到八月下旬，箱子里带着《堂吉诃德传》，怀着堂吉诃德冒险后“躺在牛车的干草堆上”走向家乡时的颓丧心情，登上开往北京的车。其时，听说因为胜利之后国内反而有争斗，铁路已不能畅通，作为听车摆布的乘客，又能怎样呢，只能盼望运气不太坏而已。果然，到南京下关，车就不再前行。情势是不能走回头路，只好等。幸而时间不长，又继续北上。可是到徐州，又停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继续前进。准备较长期等，到离车站不很远的地方住旅店。天热，苍蝇多，灰尘多，生活很苦，也就没有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雅兴。在徐州大概耽搁四五天，车继续前进，到兖州，又停了。有徐州的经验在心中，准备耐心等，径直到车站附近，住了小店。耽搁的时间竟长于徐州，六天或七天。急也没用，干脆苦中作乐，游。计看了少陵台、陋巷等地。少陵台在城内东南部，是个土丘，上有石碑，刻杜工部“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那首诗，还有杜老的画像。这首诗题目是“登兖州城楼”，难道这就是城楼的遗址吗？只好不知为不知。陋巷是颜回的故事，孔子赞扬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使颜回真是兖州人（旧史只说是鲁人），春秋战国年间一条小胡同（其名也不会是陋巷），两三千年之后还会存在吗？这就比曹雪芹故居更加可笑了。由兖州北上，也可算是一种后来居上吧，车都是走走停停，好容易到了济南，好容易到了天津。住济南，因为离家近了，闲情逸致增加，不只游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地，还吃了大观园中的砂锅丸子，街头的红瓤烤白薯。济南到天津的一段，整整走了两天一夜。记得到天津已经是定更之后，因为熟人多，就住在那里。离家更近，归心就更强烈，第二天早起，进豆腐房，吃完早点就奔向车站。车仍是不快，但挨到下午，总算到家了。贤妻迎入远来人，“乐极生悲”，乐是人平安，悲是她也知道，紧跟着来的必是生活困难。我呢？是小安慰大发愁。小安慰，是路上颠簸三周，幸而并没失落什么，主要是书，都完完整整地随着我进了屋。大发愁，是不只钱袋空空，而且欠了不少债，还有，语云，树倒猢狲散，未来的月日，还能到什么地方领工资吗？总之，已经到眼前的必是来日大难。
这使我不禁想到所谓“士”（或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阶层的生路问题。最好是躬逢不改朝不换代的圣代，离朝近，离朝远，或帮忙，或帮闲，都可以混个“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幸而躬逢改朝换代，离朝特别近的，有历代史官（可以举欧阳修为代表）设想的一条路，从末帝死，以争取入正史忠义传。离朝不很近或不近的呢？那就会陷入较之农工商远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农工商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士就不然，而是必致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为用大白话说是立刻就没饭吃。没饭吃不是好事，可以不可以也追究责任？无妨试试。先让因果论者发言，责任当然应该由改朝换代负。可是改，换，事也，而且已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