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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又一红楼（2）
由楼前面说，三个拱形道路，左边（即靠东）一个用作办公室。南面堵死，上面开窗；北面辟为门，供内部人出入。靠东西墙放办公桌，东西各四个，靠南窗加一个。坐在这间屋的是两个主任，教学部全体，阅览部一两个，以及管文书的侯、黄二人。我的位子在西南角，面向北对着门，背对南窗，如果看书，自然光就正好射在书页上。工作是坐班制，不管有事无事，上下午都要坐在那里，中午回家吃饭。也是一周工作六天，为了便于民众阅览，星期日不休息，星期一补休息。这样，以上午或下午“坐功”的一段为一个单位，一周就会有十二段时间要呆坐在这个红楼之内。怎么消磨时间？庄子的理想是“坐忘”，即不觉有己身，用佛家的话说是“应无所住”。我是常人，没有这样的修养，连梦中也仍旧觉得有己身，心也就不能无所住。住在哪里？又正好与道家相反，是“多思”，即或则面对书，思路随着别人的思路动；或则手拿笔，让自己的思路在某一主题里动。后者更需要安静，在一个有人出出入入的屋子里不合适，剩下可行的就只有一种，读书。其时我早已由北大图书馆时期的翻检古典变为杂览新书。这所谓新指文学革命之后出现的新，包括由国外翻译过来的古典。还可以由另一个角度说具体些，是师范学校时期，所读书的性质主要是新文学，北京大学时期主要是古典，鼓楼时期换为主要是思想，甚至以新进口的为主。单说在鼓楼，时间长（几乎不少于大学的四年），事单纯，就算作蚂蚁啃骨头吧，回想，细读粗读相加，过目的就真是不少。所得呢？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增长了见识，或说自信有了分辨对错、是非、好坏的能力。也就因此，到桑榆之年回顾，专就读书的环境说，鼓楼四年是专攻，应该考上上，其他都是业余，只能甘拜下风了。语云，知恩必报，所以直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我有时经过鼓楼之前，望见靠东的门洞未改旧貌，仍不由得兴起怀念之情。
可怀念的，或说值得记一笔的，读书以外还有没有？想了想，还可以凑三项。其一也是书，只是比读接触的时间早，读后，保留的时间长，是“买”。其时，用低价买旧书的机会很多，以费钱最少、较少、少为尺度排位次，居上位的是德胜门内小市，中位是街头书摊（单是鼓楼一带就不少），下位是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内的书摊。未经焚书浩劫，旧书来源多，阅市，几乎日日有新货，总可以买到几本、至少一两本可意的。价钱呢，说出来会使今日逛旧书店淘书的书迷大吃一惊，一般是几分钱一本。超过一角就要是相当像样的。空口无凭，举大革命中不怕红卫英雄看见因而逃过焚书劫的鲁迅著作为例，本来都有，毁于保定战火，只好补，《呐喊》是1937年9月由鼓楼前书摊买的，价014元，《野草》是1938年10月由同一处买的，价010元。这样，鼓楼四年，背倚南窗读，对买书的兴趣起了促进作用；不断有书走入室内，反转来使读不至有断粮的忧虑。还是专说买书，原来空空如也的斗室，经过添置书柜，断断续续地添书，逐渐也就像个书房了。其二是写。此时之前，写的经历也可以说一说。大宗是四种。一是小学、中学时期作文课中作命题之文，十几年，也总有几百篇吧。二是教中学国文课两年，仍是作文课，改学生之文，虽然改不等于作，也要费心思连缀文字，而数量则更多，总有几千篇。三是写日记，由1928年开始，已经记了十年；其时还没有被查问思想的忧虑，又年轻气盛，有所感就不免长篇大论。四是写信，人都会有三五知己，有时也就不免长篇大论。我的经验，练笔，写日记是个很好的办法，因为既可以多，又可以少拘束。至于写为文篇问世，记得中学时期只有一次，是一篇杂感，字数几百，刊于河北省的什么报，见到，因为是开卷第一回，也有些飘飘然。大学时期写过一些，少数问世，都是有关古文献的。现在是读方面改了行，由远于人生变为近于人生，心里像是有更多的话想说。可是大环境是沦陷区，显然，时和地就都不宜于拿笔。说起来世间也真是复杂，竟遇到意外的机缘，又拿起笔来。这机缘是由于早已忘记的什么原由，认识热河人年略长于我的张瑞生夫妇，间或有些来往，于是由此及彼，就见到张的胞弟张子杰。这位什么资历，也早已忘记，只知道他精干，能写，其时正在编一种期刊。见几次，谈得来，就约我写文章，并言明，可以躲开时事，如介绍文史知识，散文，杂感，等等，都欢迎。我答应写，因为一是笔总闲置，不习惯，二是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日用，买书，从容些。写一些，刊出，于是连类而及，就认识另一些编报刊的，也就又有些人来约稿。其结果是读和写成为生活中的两件主要事，入红楼读，出红楼写。换来一些稿酬，有大用，是妻女免于饥寒之外，还集了不少书。至于所写，是否也可以算作名山之业？因为经过多次变乱，原稿和印件都飞往无何有之乡，想评定也办不到了。其三是兼课。是1939年暑后，由于澄宇先生介绍，我到宣武门外下斜街以西慈型工厂（属香山慈幼院）附设土木学校兼四小时（？）国文课，当然只是为增加一点收入。因为鼓楼星期一休息，课排在星期一上下午。中午到裴世五大哥的住处洪洞会馆去吃午饭，通常是吃炸酱面，同桌有倪二表兄，都热情，谈昔说今，甚至酒酣耳热，也可以说是一生中难得之境。今则倪、裴二位兄长已先后作古，洪洞会馆也因展宽马路削去一半，想到昔年的欢聚情况，不禁有些凄惨。
鼓楼四年，还有更可怀念的，是诸多同事。同部的，男，张嘉瑞，章羽生，女，张一林，吴唯农，人都很好，对我也好；不同部的，张旭东（名世荣），人敞快，好交，我的酒友，也对我很好，我常常想到他们。可惜鼓楼一别，就渐渐断了音信，还能有几个人健在呢？又，提起张嘉瑞，就不由得想到他的夫人解（读ｘｉè）女士，她是某职业学校的教师，貌中人以上，性格却上上，乐观，温和，见人总是微笑，聪慧中还夹带一点点憨气，如果她受天之祜，还健在，也当是八十左右的人了。
《流年碎影》 知的探险（1）
写这方面的情况，用文言的表达形式，应该以“初”开篇，即回到大学时期的接近尾声。前面已经说过，其时文史方面是推重考古。在这样的学风的影响之下，单说我，也是把考证看作大学问，并认为，要想在学术方面出人头地，就应该努力写几篇像样的考证文章。但这很不容易，一方面要熟悉古文献，另一方面还要有逻辑头脑。为了名和名的利，不得不勉为其难。记得还拟了题目，排在前面的是《九鼎考》。未着手，或开了头而进行迟缓，总之八字还没有一撇，心里忽然起了大波澜，是反躬自问：“弄这些究竟有什么意义？”问这个问题，是来于一种玄远的感觉，我们活着，置身于“人生”之中，总应该先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或者说，人生问题是切身的，九鼎问题是身外的，就算作治学吧，也应该先近后远，甚至说先急后缓。何以这个时候会想到“急”？或者有如“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也竟是来于“天命之谓性”？我是直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不能明白的事，不想它也罢。只说有了这想弄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的求知欲望之后，就真是“尽弃其所学而学”。首先要知道的是到哪里去请教，求得答案。得病乱投医，师范学校时期念过一些所谓进步的书，像是常提到世界观，也许可以充当名师吧。于是找政治经济学一类书看。可是不久就失望，因为讲的是如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