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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课程（1）
北大不愧为大，单说活动场所就多到若干处，上一篇大致介绍了。在活动场所之内要活动。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由学生方面说是“学”，由教师方面说是“教”，地点主要是在课堂上。所教和所学都不只一种，可以总称为课程。情况如何呢？就还记得的择要说说。
课程有系内的，有系外的，当然主要应该说系内的。系名“中国语言文学”，意思是课程可以分为语言和文学两类，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之类是语言，秦汉文、唐诗、元明小说之类是文学。人，性有所近，可以偏于语言，也可以偏于文学。学制容许这有所偏的自由，即如我，总感到象形、指事、开齐合撮之类过于枯燥，长达四年，就没有听，如魏建功先生的古音系研究课，赵荫棠先生的中原音韵课。但语言和文学的分家又不是一刀两断，记得入学时填志愿只写“中国语言文学系”而不更下行，写“语言专业”或“文学专业”。课程也是这样，分必修和选修，如冯沅君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文学），钱玄同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语言），记得就都是必修课。还有不属一系的必修课，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基础性质的，如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钟作猷先生的英语，是一年级（文学院？）普修。还有一类是政治性质的，文是（国民）党义，武是军训，是全校学生普修。课程多，人兴趣有别，精力有限，学校的要求有定，上多少，上哪种孔鲁恒录入不上哪种，有个下限，用学分制来调节。一学期最低要修满十六学分，一门课大致是上完，考试及格，得两学分。有些课是必修，比如五门，学分不够，可以再选三门。有精力和兴趣，多选，比如四门、五门、六门，也可以。
必修，没有选择余地，你愿意修也得修，不愿意修也得修。但也藏着个小自由，是可以逃学（详情留到后面说）。选修，容许选，自然就有更多的自由。选，可以因课的性质而选，如我对乐府诗有兴趣，刘复先生开古声律学课，我就选了。也可以因人而选，如顾颉刚先生开《尚书·禹贡》课，我想看看这编古史辨的人物，也就选了。多数是既因课程性质又因人而选，如刘文典先生开六朝文的课，我想听听骈体，又想看看这胆敢顶撞蒋介石的人物，也就选了。以上的选是文献足征的，即校注册科登上文本的。不入文本，自由选听（不算修），自由的范围就更大了。文史哲不分家，现在还记得，史学系，我听过孟森先生的明清史，钱穆先生的古代史，马衡先生的金石学；哲学系，我听过汤用彤先生的哲学概论，马叙伦先生的宋明理学，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以上有的可能计学分，记不清了。）因为不愿意把英语完全忘掉，我还听过英文组温源宁先生、应谊先生等用英语讲的课。听课还有看名角性质的，仍以我为例，那是跳出文学院，到理学院的生物馆，听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美国人葛利普（AWGrabau）讲地质学。他下肢瘫痪，坐藤椅，由两个人抬上讲台。人相当胖，用英语讲，话缓慢而清晰。其时还有个由美国来的名角WFOsgood（中文译名奥斯谷），据说是世界（数学的）解析学权威，曾任哈佛大学数学系主任，我本也想去听听，及至看挂在第二院中门过道的课表，课程的名目比佛教密宗的咒语还难懂，胆量不够大，没敢去。
课程门类多，可以不可以分高下？依理，天之生材不齐，是应该有高下的。可是真要评定就很难。标准难定，一也。比如实用不实用是个标准，提出一门，问甲，说实用，问乙，可能说不实用，问丙，还可能说，不实用的反而有较高的价值。其二，还要看由谁讲。同样一门课，由甲讲，也许庸庸碌碌，换为乙讲，就可能大有新意。其三，还要看由谁评定。比如党义，由官方看是最重要的，在学生眼里就正好相反。有此多种不易解决的困难，学校和学生只好都用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比如唐诗是老字号，就开讲唐诗的课；甲乙丙三位先生都能讲唐诗，就安排一位去讲；学生呢，唐诗是必修，就修，是选修，就凭灵机一动，或选或不选。就是这样，四年，我上了不少门，也丢了不少门，得失呢？连自己也说不清楚。
教法，即我们师范学校教学法课所讲求的，也可以说说。当孩子王，大概要讲究点方法；教我们这样头顶大学生帽子早已非孩子的人呢，有法比无法同样会好一些吧？但我推想，在红楼讲台之上口讲指画的诸多人物，大概都是没学过甚至未想到还有什么教学法的，于是表现在课堂之上就成为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五，八，过于多，难说，只说二，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由课堂外说起。一堂课五十分钟，上课下课都有钟声报时，绝大多数教师遵守规定；但也竟有例外，据说讲目录学的伦明先生就不知道，上课要工友通知，下课要学生通知。上课，走入课堂，绝大多数教师是头上空空，记得只有也是讲目录学的余嘉锡先生总是戴着瓜皮小帽。讲课时立或坐也不一样，绝大多数是立着讲，可是刘文典先生不然，总是坐着，而且目半闭，像沉思的样子。有的口才好，如胡适先生，谈笑风生，有的人口才很差，如顾颉刚先生，有时嗫嚅一会儿，急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课程内容，多数有讲义，少数没有讲义；讲义有详有略；详的，绝大多数也即兴发挥，只有孟森先生例外，总是照讲义宣读，一字不差。即兴发挥，绝大多数有条理，有规矩，如钱玄同先生，讲义只是个纲要，上课讲，往广、深处发挥，范围不离开纲要；林损先生就不同，比如课是唐诗，上课前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地走上讲台，也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半堂过去还回不到唐诗。
课程的进行，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参加，教师当然是一位，至于学生多少，就可以相差很多，多可以多到二三百，少可以少到一个。记得胡适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第二院大讲堂可容二百多人，总是坐得满满的；如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据说常常只有一两个人选。上课人数多少，决定的因素有多种。一种是课程性质。有来于外的，如必修，尤其普修，人就不会少，选修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