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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信，也认为面对这新情况，只好逃。无分身法，不能主持至少是帮助搬家，心里非常急。人，不只将死，其言也善，不在亲属面前，也是其言也善。我体察她们的困难，连续写信，建议她们如何做。先是说，笨重的什么什么，可以扔；其后有一封信甚至说，如果困难过大，就是把书籍等都扔了，我回去也无怨言。她们也是其言也善，断续来信报告情况，原则仍是能留则留，万不得已才处理。就这样，如《大英百科全书》等，她们认为体积大的，或可有可无的，也处理了不少。彼时还没有搬家公司，又不能不节约，只是大件，如家具之类，找个熟人，用三轮卡车运了两次，其余零零碎碎，都是下班后用自行车驮，计将近一个月才搬完。接到搬完的信，就说是无可奈何吧，总是了结了一件事，也就可以说是暂时心安了。其实这心安也是出于不得已，比如一年之后，或更其后，大革命的风由降级而停止，时移事异，事异心也变了，是觉得还可以平安地活下去，想到搬家的损失，也不免感伤。损失之最显著的是离开这住了三十余年的庭院以及住于其中的一些人。其次是费力养了许多年的几个好品种的葡萄。书呢，处理了不少，其中有些，后来想，是颇为有用的，如几种版本的《六祖坛经》就是。还有一种是发表于报刊的文篇集存，因为放在一个不用的煤火炉上，折叠，有二三尺高，家里人以为是废品，处理了，于是二十余年，青灯之下的不少心血，就灰飞烟灭。飞灭的是物，至于心，这一生中住得时间最长的处所，我是每一想到就不免于怀念的。怎见得？有1975年填的一首《浣溪沙》为证，词曰：午梦悠悠入旧家，重门掩映碧窗纱。夕阳红到马缨花。帘内似闻人语细，枕边何事雀声哗。销魂一霎又天涯。
再说小搬家，是在干校，也搬了几次家。原因多种。初来乍到，只能在园艺队留下的几排茅草房里挤，自己基建了房屋，应该调整，是一种。连下为排，排下为班，编制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变动，住处应该适应这种变动，是另一种。此外，也许还有因变换劳动而调整住房的吧，记不清了。总之是搬动过几次。也像是有规律，大致是先勤后懒。最后是搬到靠近往黄泥铺的大路，通称“八间房”的，记得同屋有王芝九兄，还有黄永存，放还后都还有些交往。在干校搬家是个人搬，与全家搬虽然有小巫大巫之别，却也有些麻烦。一种是暴风雨式，总是接到命令，立即动手，而且要求不一会儿就搬完。我是多年过惯了“一动不如一静”的生活，对于这样的雷厉风行，简直感到难于适应。还有一种麻烦，是床之上必须设置两种（或两层）防御工事。近的一层是蚊帐，没有这个，夜里就不能睡。远的一层是蒙在蚊帐顶上的塑料薄膜，没有这个，每降雨屋顶必漏，也就无直挺之地了。而设置这两道工事，就要向四方伸张，揳钉子、拴绳子等等，总之是既费力又费事。计在干校住近两年，如果学沈复先生或杨绛女士，也写“六记”，这多搬家之苦就一定要写进去。或曰，这是马后课，无用。我说，虽是后，却也有教育意义，是为了心安，不到万不得已，还是以少折腾为好。
《流年碎影》 改造课程
取广义，多种劳动都是改造课程。这里取狭义，指旧时代不见、新时代常见，一人自负为唯我独正确，高高在上，强制受统治的千千万万人（主要是所谓知识分子），扔掉自己之所想、所信，改为至上今天（明天可能变）说什么就信什么。显然，这必不容易。理由可以是国产的，是宋儒的人心中自有天理；可以是进口的，是康德的人人都有理性。其实也可以不这样大动干戈，而仅仅看看街头巷尾的常人，差不多都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改为如此这般一来，就认为自己错了，只有至上的所说才是真理，也许比上青天还要难吧？大概就是因此，连创造能力超过上帝的小说家也未敢发此奇想，如蒲公留仙，求某人物变不聪慧为聪慧，要请来陆判，动外科手术，换个旧说能思的心。今代的改造思想办法走的不是陆判的形而下的路，而是承认人有理性，以统治力使人放弃理性（不许信己之所信），这，连有改造之权的人也知道不容易，所以就不能不多想办法，以期能收到多则力大之效。
写干校生活，也要说说这种多。为了头绪清楚，分为旁观和自做两类。旁观简单，事不很多，而且出席落座，少听甚至不听，“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亦无不可。具体说，事是批判，或批斗，然后是或有尾声，检查。触及的人呢，像是只有两种，原来的领导和五一六分子。对原来的领导，用的是批判的形式，举过，某日曾说什么，某阶段曾做什么，上纲千篇一律，都是走资了，修了。批判完，受批判者也是千篇一律，都低头认罪，承认曾走资，曾修，但经过教育，恍然大悟，担保此后决不走资、绝不修云云。对五一六分子，用的是批斗的形式，举罪，也是曾说什么，曾做什么，上纲则升了级，是行乃反革命，用意同样是反革命。批斗完，是否也容许检查呢，不记得了。让我们去参加，所求，除随着喊口号以壮声势之外，还有受教育，即了解什么是走资，什么是修，什么是反革命，今后就可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随着至上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云云。说起赴汤蹈火，我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可以暂且不提，因为是后话，其前还有了解和认识。恕我不能破佛门妄语之戒，参加批判和批斗的会不少，印象是某言某行，说是革命就是革命，说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非、对错是由权和力决定的，某结果就成为没有是非和对错。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例，除极少的几个人以外，不是都曾“学习学习再学习”吗？可是风向一变就成为大毒草！这样的变变变，我有时就禁不住想，就是信士弟子，也总当对照是非、对错问题，思考一下了吧？
旁观说完，转为说自做，花样就多了。先说属于吸收的两种。一种是听报告或听传达。这很重要，不得不洗耳恭听，因为是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多半与自己有切身关系。比如干校结业，一般不得回城市就是重要的一种，因为有这样一个文件，我由干校放还，就不得不到家乡去飘流几年。这是后话，还是言归正传，说吸收的另一种，读红宝书。记得总是语录和老三篇。时间长，内容有限，就不能不反反复复。所得呢？很惭愧，据实陈述，是毫无所得。我自己反省，主要原因是受了所读杂学（尤其西方的）的“污染”。这样的杂学融合，说句吹牛的话，也就成为“一以贯之”，碰到什么，就不免以这“一以贯之”为镜，衡量其得失。以诚对人，我觉得书虽誉为宝，也是有得有失。大失有三种：一是过于皮相，经不住思辨之力考；二是不免有枘凿之处；三最严重，是说得好听，行则是另一套。而视之为宝，反复诵读，如净土宗老太太之念南无阿弥陀佛，还会带来一种更大的失，是思路僵化，想不到世间还有对错和是非。试想，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其中的个体都不会思想，都不能明辨对错和是非，这是个什么问题？是危言耸听吗？我想再加一句危言，是如果阁下还没有忘记国家民族的前途，像干校这样的改造办法会引来什么问题，总当想一想吧？
与吸收相对，还有几种由肚子里往外掏的。先说一种总的，是曾经定思想改造的计划，推想是连里的布置，或竟是校总部的布置，写完当然要上交，自己是否留底，不记得了。这是一种既不难写又难写的八股。不难写，因为有如在南口劳动半个月之结尾写思想总结，必没有人看，就可以堆砌一些口号，敷衍了事。但是俗语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身份与往南口不同，也许有人希望从其中搜索出阶级斗争新动向，则拿起笔，就不能不加倍小心，所以只是一转念又成为难写。难，又将奈何？只能动用昔年由《制义丛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