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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狂热为动力，施展为打、杀，为抄家，为扫地出门，为除四旧，人总是肉长的，“性相近也”，具体说是都想活，而难得活，所以就不能不怕。怕引来多种结果，其中一种是“自愿”离开这个世界，如老舍，傅雷夫妇，叶盛兰、叶盛章兄弟，等等就是。怕，竟至深到这种程度吗？另有两件小事使我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件是同事几十年的蔡公，遵勒令交四旧，连我代他求金禹民先生刻的印章也交了。另一件，是70年代末，我住在北大，到东门外成府街萨师傅（苗族，人很温雅，其时年已耳顺）那里去理发，他拿几个瓷茶杯给我看，意思是让我鉴定年代，我看看上面的干支纪年，断定是民国十几年，问他从哪里买的，他说是大革命初起时，由街西口垃圾堆上捡的。连茶杯也不敢存了，为什么会怕得这样？及至十几年后，看文化大革命时的纪事，知道红卫兵的标语中还有“红色恐怖万岁！”才恍然大悟，是不少人，只是因为怕就精神失常了。
《流年碎影》 使民战栗（2）
如果精神还未失常，或失常之后又变为常，就不能不平心静气地想想：一个社会，容许随意打、杀，以致百分之九十的人战栗，百分之九的人精神失常，用这样高的代价以换取不修，合理吗？还有，所谓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对立面，不修，表现为具体的生活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免于战栗甚至精神失常的人迫切希望知道，可是谁也说不清楚。损之又损，比如某君，遵守勒令，把原刻的《楹联丛话》交了，换得不修的资格，若干岁月之后，落实政策，发还，而就真去领回，算不算又修了呢？又是谁也说不清楚。我想，尤其在迷离恍惚会与打、杀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要推重“明确”。明确来于平心静气地思考，即讲理——不好，讲理是臭老九的痼疾，要从速躲开，只说希望。人，只要还活着，尤其兼有怕，就不能忘掉希望。希望什么呢？已经举起鞭子和刀，“德”治是不可能了，那就卑之无甚高论，只求能够“法”治。法，是指由天子至于庶人都守的法，而如果真能有这样的法，惩治的事自然仍会有，但那是走入法庭，听完判决之后的事，不走入法庭，或走入法庭之前，就用不着战栗。生活而可以不战栗，在刮红卫之风的时候，也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叹气。
还有甚焉者，是有时由无法而想到“所以”会无法。开门见山说，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中有不少人，以迫害他人为乐，这是个什么问题？如果事实具在，不能不承认，像伟大的民族、灿烂的文化，以至可爱的祖国这类大话，还能厚着脸皮说吗？说不说是小事，如果愚昧和残忍真是来于久远的根性，那就成为值得痛哭流涕的大事了。大事要大办。如何办？万言难尽，只说所求，不避理想主义或右倾之讥，是有那么个机会，可以打、杀人而不负法律责任，任怎么煽动、蛊惑而没有“一个”人去打、去杀，如此，我们就可以恢复说伟大，说灿烂，以生而为炎黄子孙自豪了。何时才能这样呢？难，但向往文明，路只有这一条，也就只好走。
也许应该算作第一步，是曾经失误，要找出失误的原因，坚决去掉原因，以求不再失误。可是这，依照我们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很不容易。不容易，是因为会牵涉到“人”和“利害”。于是，可能的路就成为另外两条：一条是闭眼，也就看不见原因；另一条是睁眼，看见，或不说，或闪烁其词。闭眼不见是愚的路，睁眼见而躲闪是诬的路，大道虽多歧，踏着愚或诬的路，走向文明总是很难的吧？真对不起，这里又说了泄气的话。其实也可以从另二个角度看，是恨铁不成钢，正是没有泄气。生而为炎黄子孙，总愿意故土坏变为好，变，不快，或不干脆，就起急，套用孟老夫子的话是：予岂好急哉，予不得已也。
《流年碎影》 抄风西来（1）
几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机遇》（收入《负暄续话》），实际是述说我的“认命”的生活之道。既认命矣，而又说是机遇，亦有说乎？曰有，简而明地言之，是与我老伴的“凡事都是该着”信念有别。只说重大的分别：说该着，是认为事皆前定（是命运的，不是因果规律的）；说机遇不然，是由主观感知说（不问客观有没有必然之外的偶然），认为事有凑巧，很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在四围的环境动荡不安的时候，更加可怕的是未然者不可知。后话提前说，在恐怖的红卫兵造反时期，我因心中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飘动着“未然者不可知”而寝食不安。但无论怎样不安，（康德的）时间无私，还是积秒为分、积分为刻、积刻为时、积时为日地流过，而若干日过去，打、杀、抄家之风渐息，我的蜗居并没有红卫英雄光临。这就可以表示，这一个人生旅途的难渡之关，我的机遇还是上好的，所谓逢凶化吉是也。以下具体说说这一时段的逢凶化吉。
由不可知说起。我有职业，隶属于某单位，日日上班，由表面看，批斗会，站在喊打倒口号的一边，应该算作革命群众吧，若然，捕去打、上门打的可能性像是不大。但也只是像是而不是必是。抄家呢，就完全不可知了。还可以加细说。抄不抄，由谁定，不可知。反观乎己，条件有好的一面，是名和位都卑微，而且头上无冠。但也有坏的一面，是身心负的旧包袱太重，也许不能瞒过红卫英雄的火眼金睛吧？总之是不可知。不可知，即有抄的可能，所以怕。怕，抗，逃，都无力，只能多看风色，多听风声，等待。传来风声，是本胡同，像是由西端起，已经开始抄。没有人敢打听，更没有人敢去看，风声都是影影绰绰的。我仍须上班，身在外心却不断飞到家里，想，也许正在抄，把书籍等都拉走了吧？好容易挨到下班，火速往家里跑，到门口察看，看看有没有烂纸、杂物等，先推断是否有抄家之事。门外总是没有异状，走入蜗居之门，看看，也没有异状；心呢，当然都是不安，而且难于用语言表示，只好相视而不笑，装作若无其事。
终于风声紧了。我们那条胡同东西向，相当长，我住在中间偏东，路北14号，听说已经抄到20号（杂院，住户不少）。紧接着就传来确切而震撼人心的消息，是19号抄了，唐先生被捕，唐太太用什么刀抹了脖子，可能没死，详情不清楚。且说这19号，主人名唐永良，民国年间保定什么军官学校出身，曾任某杂牌军的军长，因为在河南打败仗，蒋介石要枪毙他，有人说情，解职还乡。这都是解放之前的事，解放后态度积极，热心群众事业，当了西城区的政协委员。他是满族，原配夫人病故，娶了个满族世家的老姑娘，年已及不惑吧，听说通文墨，风度娴雅，不幸是时间不长就故去。家中无人主中馈，饥不择食，找了个在叶浅予家做保姆的，估计年已过知命，而且缠脚，但人好，也能干。我家同唐家来往不少。解放前后，唐先生的母亲还在世，左近邻居都呼为唐老太太。人诚厚，还保留纯粹的旗下风，说话，有些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