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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带书生气的老好人。
他的这些话是我完全不曾料到的。我记起来了：我曾在一则《随想》里提过一九六七年十月在上海杂技场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并没有描述大会的经过情形，更不曾讲出谁登台发言，谁带头高呼口号。而且不但在过去，就是现在坐在朋友的对面，我也想不起他批判我的事情，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就老实地告诉他：用不着为这种事抱歉。我还说，我当时虽然非常狼狈，讲话吞吞吐吐，但是我并没有流过眼泪。
他比我年轻，记忆力也比我好，很可能他不相信我的说法，因此他继续解释了一番。我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使他安心，我讲了不少的话，尽可能多多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杂技场参加批斗会的次数不少，其中两次是以我为主的，一次是第一次全市性的批斗大会，另一次是电视大会，各个有关单位同时收看，一些靠边的对象给罚站在每台电视机的两旁。那位朋友究竟在哪一次会上发言，我至今说不出来，这说明我当时就不曾把他的话记在心上。我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牛鬼”，谁都有权揪住我批斗，我也无法将每次会、每个人的“训话”一一记牢。但是那两次大会我还不曾轻易忘记，因为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头一次，我毫无经验，十分紧张。
杂技场的舞台是圆形的，人站在那里挨斗，好像四面八方高举的拳头都对着你，你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相当可怕。每次我给揪出场之前，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场内奏起了《东方红》乐曲。这乐曲是我听惯了的，而且是我喜欢的。可是在那些时候我听见它就浑身战栗，乐曲奏完，我总是让几名大汉拖进会场，一连几年都是如此。初次挨斗我既紧张又很小心，带着圆珠笔和笔记本上台，虽然低头弯腰，但是不曾忘记记下每人发言的要点，准备“接受批判改正错误”。那次大会的一位主持人看见我有时停笔不写，他就训话：“你为什么不记下去？！”于是我又拿笔续记。我这样摘录批判发言不止一次，可是不到一年，造反派搜查牛棚，没收了这些笔记本，还根据它们在某一次会上批斗我准备“反攻倒算”，那时我已经被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了。
我第一次接受全市“革命群众”批斗的时候，两个参加我的专案组的复旦大学学生把我从江湾（当时我给揪到复旦大学去了）押赴斗场，进场前其中一个再三警告我：不准在台上替自己辩护，而且对强加给我的任何罪名都必须承认。我本来就很紧张，现在又背上这样一个包袱，只想做出好的表现，又怕承认了罪名将来洗刷不清。埋着头给拖进斗场，我头昏眼花，思想混乱，一片“打倒巴金”的喊声叫人胆战心惊。我站在那里，心想这两三个小时的确很难过去，但我下定决心要重新做人，按照批判我的论点改造自己。
两次杂技场的大会在我的心上打下了深的烙印。电视大会召开时，为了造舆论、造声势，从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到杂技场，沿途贴了不少很大的大字标语，我看见那么多的“打倒”字样，我的心凉了。要不是为了萧珊，为了孩子们，这一次我恐怕不容易支持下去。在那两次会上我都是一直站着受批，我还记得电视大会上批判结束，主持人命令把我押下去时，我一下子提不起脚来，造反派却骂我“装假”。以后参加批斗会，只要台上有板凳，我就争取坐下，我已经渐渐地习惯了，也取得一点经验了。我开始明白我所期待的那种“改造”是并不存在的。
朋友的一番话鼓舞我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我从一个批斗会走到另一个，走完了数不清的不同的会场，我没有看见一张相熟的面孔。不是说没有一位熟人登台发言，我想说那些发言并未给我带来损害，我当时就不曾把它们放在心上，事后也就忘记得一干二净。
回顾过去，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也合情合理。我的肚皮究竟有多大？哪里容得下许许多多芝麻大的个人恩怨！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做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使我感到可怕的是那个时候自己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情况，没有掉进深渊，确实是万幸，清夜扪心自问，还有点毛骨悚然。
解剖自己（2）
解剖自己的习惯是我多次接受批斗的收获。了解了自己就容易了解别人。要求别人不应当比要求自己更严。听着打着红旗传下来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谁又能经得起考验？做一位事后诸葛亮已经迟了。但幸运的是我找回了失去多年的“独立思考”。有了它我不会再走过去走的老路，也不会再忍受那些年忍受过的一切。十年的噩梦醒了，它带走了说不尽、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它告诉我们过去的事决不能再来。
“该忘记的就忘掉吧，不要拿那些小事折磨自己了，我们的未来还是在自己的手里。”我紧握着客人的手，把他送到门外。
四月二十四日病中在杭州
西湖
一年过去了。我又来到，还是在四月。这次我住在另一家旅馆里，也还是一间带阳台的屋子，不过阳台小一些。房间面对西湖，不用开窗，便看见山、水、花、树。白堤不见了，代替它的是苏堤。我住在六楼，阳台下香樟高耸，幽静的花园外苏堤斜卧在缎子一样的湖面上。还看见湖中的阮公墩、湖心亭，和湖上玩具似的小船。
我经常在窗前静坐，也常在阳台上散步或者望湖。我是来休息的。我的身体好比一只弓，弓弦一直拉得太紧，为了不让弦断，就得让它松一下。我已经没有精力“游山玩水”了，我只好关上房门看山看水，让疲劳的身心得到休息。
我每天几次靠着栏杆朝苏堤望去，好像又是在堤上从容闲步。六十年代头几年我来杭州，住在花港招待所，每逢晴明的早晨都要来回走过苏堤。苏堤曾经给我留下深的印象，五十年前我度过一个难忘的月夜，后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堤的小说。有时早饭后我和女儿、女婿到苏堤上消磨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我站在栏杆前，我的眼光慢慢地在绿树掩映的苏堤上来回移动。忽然起了一阵风，樟树的香气吹到我的脸上，我再看前面明净的湖水，我觉得心上的尘埃仿佛也给吹走了似的。
要是早晨雾大，站在阳台上，不但不见湖水，连苏堤也消失在浓雾中，茂密的绿树外只有白茫茫的一片。
很多人喜欢西湖。但是对于美丽的风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全国也有不少令人难忘的名胜古迹，我却偏爱西湖。我一九三○年十月第一次游西湖，可是十岁前我就知道一些关于西湖的事情①。在幼小的脑子里有一些神化了的人和事同西湖的风景连在一起。岳王坟就占着最高的地位。我读过的第一部小说就是《说岳全传》。我忘不了死者的亲友偷偷扫墓的情景。后来我又在四川作家觉奴的长篇小说《松岗小史》中读到主人公在西湖岳王墓前纵身捉知了的文字，仿佛身历其境。再过了十几年我第一次站在伟大死者的墓前，我觉得来到了十分熟悉的地方，连那些石像、铁像都是我看惯了的，以后我每次来西湖，都要到这座坟前徘徊一阵。有一天下午我在附近山上找着了牛皋的墓，仿佛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于是小说中“气死金兀术”的老将军、舞台上撕毁圣旨的老英雄各种感人的形象一齐涌上我的心头。人物、历史、风景和我的感情融合在一起，活起来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一直活下去。我偏爱西湖，原因就在这里。岳飞、牛皋、于谦、张煌言、秋瑾……我看到的不是坟，不是鬼。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西湖是和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美丽，而且光辉。
五十二年来我到西湖不知多少次。我第一次来时，是一个作家，今天我还是作家，可见我的变化不大。西湖的变化似乎也不太大，少了些坟，少了些庙，多了些高楼……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有过大的变化的。我很想写一部西湖变化史，可惜我没有精力做这工作。但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