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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和“创作”的关系不能说不密切。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任何作品，譬如我在巴黎拉丁区外国穷学生住的公寓小房间里写头一本小说《灭亡》，或者在贵阳和北碚的小客栈中写《憩园》，或者在重庆和上海两地断断续续地写《寒夜》，并没有人来看我如何下笔，或者指导我怎样写作，我自己也从未想到我有没有这样或那样写下去的权利或自由。我只顾照自己的想法写下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有好有坏，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我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懂得一些写作的甘苦，可是我并没有花费时间考虑过“创作自由”。“创作自由”就在我的脑子里，我用不着乞求别人的恩赐，也不怕有人将它夺走（后来我在自己的脑子里设置了不少框框条条，到处堆放石子，弄得举步艰难，那又当别论了）。我下笔之前从来不曾想好完整的、不会变更的小说情节，我是边写边想的，因此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的写作计划（腹稿），也没有人告诉过我应当写什么或者不写什么。我始终相信那一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惟一的源泉，我写我熟悉的生活。我执笔的时候从来不问自己：为什么写作？我活着总是希望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换句话说就是要尽我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能“白吃干饭”，而且别人也不让我“白吃干饭”。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吧，不过这责任是我自己感觉到的，并不是别人强迫地放在我肩头的。作家要是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他的作品对社会起不了好的作用，读者就会抛弃他。那才是可悲的事情。
总之，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创作实践中解决。我一生不曾遇到“创作自由”的问题（除去“文革”的十年，那个时期我连做人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但是在旧社会中因为没有“发表自由”和“出版自由”，虽然也曾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保护自己，我却吃了不少苦头。一九三三年我的小说《萌芽》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第二年当时在上海的图书杂志审查会又不让我的中篇《电》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并不曾因此消亡，它们还留在人间。当然它们终于会消失，因为读者需要新的作品。
有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未免把我们抬得太高了。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一部作品给送到读者的手中，总要经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道关口。而且任何书刊都不会自己走到读者面前，它们必须经过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的挑选，发行机构不订购，作品就见不了天日，哪里谈得到产生影响？！作家并不是高高在上，像捏面人似的把读者的灵魂随意捏来捏去。他也不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末等文官，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低头哈腰。我当了几十年的作家，我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他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贩卖劣货。要是读者不需要他的作品，他就无法存在。作家并无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的法术，单靠作家的一枝笔，不会促成国家的繁荣富强，文学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建设。我们有句古话：“衣食足，而后礼义兴”。崇高的理想不会脱离现实世界而存在。责任再重大，也得有个界限。坐在达摩克利斯的宝剑底下，或者看见有人在旁边高举小板子，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这样是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的。
前一个时期人们谈到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讲过几句。其实关于“黄金时代”，关于“我们文学的春天”，我在作家们的集会上已经谈过多次了。我不是预言家，我的“豪言壮语”不过是我个人长期的愿望。有人问我这个黄金时代什么时候到来。我只能说：等待了三十几年，今天我终于明白黄金时代决不会自己向人们走来，它等着作家们去迎接它，拥抱它。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包含着作家们的辛勤劳动。空谈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即使开一百次会，人人表态，也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多创造条件鼓励作家们勤奋地写作，让大家团结起来，脚踏实地在创作实践上比个高低吧。
再说创作自由（2）
十二月二十五日病中
《全集》自序
我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四年前编选《十卷本选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写着“我不会让《文集》再版”① 。去年出版社找我商谈编印《全集》的事，我几次没有同意，可是终于给朋友树基 ② 说服了。无怪乎我的女儿小林向我提出质问：“你连十四卷《文集》都不肯重印，怎么又答应编印《全集》？”她问得有理。答应出版全集，我的确感到压力，感觉到精神上的负担。我多么愿意让我的全部作品化为灰烬，化做尘土，让我的名字在人间消失，被读者忘记。这样，我最后闭上眼睛或者会感到一点轻松。写作五六十年，我欠了读者太多的债。现在即使躺在病床上，我仍然担心我的文章对读者会不会有帮助，会不会有启发。我真不愿意它们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我宁愿让它们同我一起消亡。这大概就是所谓社会责任感吧。
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由我自己说了算。任何一部作品发表以后就不再属于作家个人。它继续存在，或者它消灭，要看它的社会效益，要根据读者的需要和判断来决定。所谓不属于个人，并非说它就是“社会财富”，只是因为它已经产生了社会影响，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作者便不能推卸责任，譬如欠债要还。编印《全集》，不过是给我五六十年的创作实践做一个总结，算一算我究竟欠下多少债，我自己心中有数，才可以安心地放下这枝已经变得有千斤般重的笔。
现在是结算的时候了。我有一种在法庭受审的感觉。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也不敢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害怕自己经受不住考验。但我认为作家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不寻求桂冠，也不追求荣誉。我写作一生，只想摒弃一切谎言，做到言行一致。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不曾达到这个目标，我还不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可悲的是，我越是觉得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越是明白做到这个有多大的困难。读者在这《全集》里可能发现我的文章前后矛盾，常常跟自己打架——往好的方面解释，我在不断地追求；朝坏的方面说，那就是我太软弱，缺乏毅力，说得到却做不到。
我将用《全集》来检查自己，解剖自己。读者也可以用《全集》对照我的言行来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树基是我的老友，他比较了解我，熟悉我的写作的道路，我是四十年代在桂林认识他的。把编印的工作交给他，我放心。虽然来日无多，精力有限，我还是愿意充当他的助手，做好这个工作。《全集》出“全”，可能要花费几年的工夫，而且对《全集》的“全”字我们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不要紧！我只希望它成为一面大镜子，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我的整个面目，整个内心。
新年前我接到不少朋友寄来的贺年片，祝我“健康长寿”。我惭愧我不能用笔表达出我的感激之情，我抱歉我不一定能满足他们好心的祝愿，但是我仍然要尽最大的努力朝着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前进。
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为写出来，我这样地相信。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四谈骗子
一九七九年九月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不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写了三篇谈小骗子的随想。有人怪我多事，他们说在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出现几个小骗子，不值得大惊小怪，何必让大家知道，丢自己的脸。还有少数几个受了骗的人想起自己在这出丑戏中的精彩表演，不由得恼羞成怒，忘记自己是受害者，反倒认为别人揭露骗子就是揭露他们，就是跟他们过不去。更奇怪的是当时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主张：家丑不可外扬，最好还是让大家相信我们这个社会里并没有骗子。所以连揭露骗子的话剧也演不下去了。
我也就没有再写谈骗子的文章。
今天是一九八六年一月中旬，整整过去了五年。是不是骗子们就“自行消亡”了呢？没有。这一段时间里，我虽然又老又病，不能出门上街，可是我也听到这样那样的大道、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