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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马尔罗读后提醒戴高乐说，“这篇美好的文章没有叙述那些曾使他在6月17日心潮起伏的辩论”。马尔罗还补充说，当时戴高乐握着他的双手，用最深沉的语调说：“可是，马尔罗，这是可怕的……”
毫无疑问，让·拉库迪尔没有理由来强调，由于气质的缘故，戴高乐在其一生中，是一种反对因循守旧的、实行最粗暴的言论自由的、进行那种对其名声和生涯最危险的挑战的楷模。不管怎样，戴高乐过去的举动似乎无法同他1940年6月18日实行的决裂相媲美。或许因此戴高乐向马尔罗承认，在6月18日选择之前举行的国内辩论是“可怕”的，尽管要考虑到文学的形式——马尔罗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始终赋予其同戴高乐的谈话以文学的形式。人们可以认为，基本的问题在别处，叫做厌恶和愤怒。戴高乐厌恶这些军事统帅，他们拥有许多荣誉和职位，但在其失败原因问题上盲目无知，直到最后一天时为止；他们卑鄙无耻，把灾难的责任推到贫困的人民和被他们指挥的弱小官兵身上；拼命地要争取国家的投降，彷佛投降是他们更加喜欢的人生目的似的；从表面上看，只想到必须维护的“秩序”，只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在灾难中建立和被敌人容忍的制度来加以维持的权力。戴高乐还厌恶这些政治领袖，他们软弱无能，无法使军事统帅——军事统帅的唯一考虑只是要求法国投降，特别是担心由政府来承担投降的责任——接受国家的意志，他们在混乱的讨论和钳制敌人的演习中迷失方向，他们当中最勇敢的人也不敢强制推行其决定，叫那些懦夫和顺从投降者闭嘴。然而，戴高乐也感到愤怒。他对法兰西的突然堕落感到愤怒，曾几何时，法兰西被看作世界上最大的列强之一，而今几乎在短短几周内就变成人们嘲笑或可怜的对象。他对军队的崩溃感到愤怒，想当年，在考验的时代和光荣的时代，军队是民族独立和法国人团结的、可敬的象征。他对法兰西冒有不再进行抗战的风险，即在事关世界命运和世纪命运的时刻不复存在的风险感到愤怒。戴高乐预感到，如果政府投降，那法国人就会对它深恶痛绝。
“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戴高乐写道，“不管战争的出路如何——是肯定遭到失败的国家将来有朝一日，通过外国军队来摆脱入侵者，还是继续受到奴役——国家都会对自己感到厌恶，并使别国对自己感到厌恶，这些厌恶情绪会世世代代地毒害国家的灵魂和生活”。
戴高乐对贝当这个“失败主义的化身”感到厌恶和愤怒，对魏刚这个“只想到其董事会”的人感到厌恶和愤怒。他狂怒地看到，当法兰西的生命遭到威胁时，那么多的国家领袖都没有作出捍卫荣誉和尊严的、唯一的抗战意志的基本反应。他厌恶和愤怒不已。。。。。。
第八章 “自由法兰西”
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在副官戈德弗瓦·德库塞尔和英国将军斯皮尔斯的陪同下抵达伦敦。除了两个行李箱之外，他唯一的财产就是临行前雷诺馈赠的10万法郎。戴高乐来到——让。洛朗给他的那件套房——“西摩·格罗夫”。午饭后，斯皮尔斯开车，送戴高乐去唐宁街首相府，丘吉尔正在花园里休息。戴高乐同丘吉尔的谈话不长，但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谈话。丘吉尔对于面前的戴高乐不是法国政界和军界中一位最有代表性的和最著名的人物，肯定会感到遗憾，因为这样的代表人物的姓名本身就是一面集合部队的旗帜。但是，几周来，丘吉尔伤心地看到了法兰西这个盟国的衰落、惊慌和恐慌，法国领导人的密谋活动，以及那些似乎最坚决的人的软弱。他懂得了雷诺的辞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贝当的任命预示着什么。因此，6月17日这天，丘吉尔把戴高乐看成了自己的对话者。丘吉尔认识戴高乐只有一周，而且只见过四次，6月9日在伦敦，11日在布里亚尔，13日在图尔，16日再次在伦敦。然而，据丘吉尔的证词，他预感到这位几乎陌生的法国年轻将领的价值，有一天竟称呼戴高乐为“法兰西统帅”，甚至低声地说戴高乐是“应运而生的人”。①戴高乐在谈话中对丘吉尔只提了一个要求，他想要用伦敦电台对法国人说话。丘吉尔立即答应了这个要求。②为了谨慎起见，人们将等待贝当（向德国）正式提出停战要求。事实上，在两个小时前，贝当已经提出了停战要求。但无论是丘吉尔，还是戴高乐，都尚未获悉其具体内容。一旦了解情况，他们就不再有任何犹疑不决。因为贝当已经决定实行彻头彻尾的投降。“必须停止战斗，”贝当声明说。“今天夜里，我已经向对方说话了……”贝当的这番话是那样明确，以致他的部长竭力将其淡化，叫报纸写上：“必须试图停止战斗”。但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都听明白了。那些还在战斗的人不再看到有任何继续抗战的理由，却把贝当的讲话看作是一道放下武器的命令。此外，任何人都不再相信，考虑到德国提出的条件，法国新政府将会拒绝卑躬屈膝和决定继续斗争。即使在伦敦，有人也象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就德国的要求将会激起什么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样做归根结底是为了问心无愧。贝当过分地代表了停战派阵营，以致他现在不能不代表投降的意志。
不管怎样，戴高乐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即使戴高乐象丘吉尔那样认为，最好是等到翌日6月18日去对法国人讲话，他对即将在波尔多和雷东特——过几天，希特勒将在雷东特召见法国代表——发生的事情问题上，也是毫不犹疑的。17日晚，戴高乐在让·莫内家里，在莫内的副手勒内·普列文的陪同下共进晚餐，他以冷冰冰的口吻谈到了贝当的“叛国”，③并开始起草他将在第二天晚上在伦敦电台上宣读的号召书。18日早上，戴高乐忙于起草讲话稿，德库塞尔则请来伊丽莎白·德米丽贝尔——他同德米丽贝尔相识已经好几年了，德米丽贝尔在法国驻英国经济使团工作——为讲话稿打字。④这时，丘吉尔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发表讲话的决定，遭到英国战时内阁的置疑。⑤丘吉尔本人不在现场，他正忙于起草一篇当天下午要在英国下议院宣读的讲话稿。丘吉尔的内阁大臣们忧心忡忡。他们还不知道德国人即将提出什么停战条件，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假设（不管这种假设有点不真实）：如果德国人的要求显得是完全不可接受，那么波尔多政府就会发生危机。或许现在同法国政府实行决裂为时过早，因此，让戴高乐在伦敦电台上发表讲话，谴责法国政府也为时过早。这就是战时内阁在中午12时30分开会时的想法。新闻大臣艾尔弗雷德·达夫·库珀向其同僚指出，他手头有戴高乐即将在电台宣读的号召书的文本，戴高乐在号召书中肯定，法兰西并未最终被击败，并号召法国战士同他进行接触。不过，此时此刻，戴高乐尚未完成起草工作，或者至少还在继续审阅和修改讲话稿。只是到了下午，德米丽贝尔才得到最后文本，她将在打字机上打字，要让一个比她更加训练有素的通讯员也来口授文稿。可是，新闻大臣库珀无疑有了戴高乐号召书的第一稿，或者就戴高乐的指示作了记录。不管怎样，虽然英国战时内阁对戴高乐想要发出的号召书不持任何保留意见，但它认为“只要法国政府有可能以符合盟国利益的方式办事有多久”，就不应当宣传戴高乐的号召书有多久。库珀不同意战时内阁的决定，就同斯皮尔斯一道去找丘吉尔。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讲话后，正在唐宁街睡午觉。⑥他们把丘吉尔叫醒，丘吉尔同意让斯皮尔斯去见战时内阁的每位大臣，要他们改弦易张。据说，斯皮尔斯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点。而这时，库珀——他在同戴高乐共进午餐时，并未将战时内阁表达的那些保留意见告诉戴高乐——就可以下达那个将要允许戴高乐当晚发表广播讲话的命令。最后，从这个佚事中将会得出一个结果。这就是，可能向戴高乐提出一个建议，在发表号召书面稿时，建议戴高乐将讲话中的某些句子改得婉转一些——尽管对此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
当晚6时，戴高乐从“西摩·格罗文”寓所坐出租车出发，顺便把德米丽贝尔送回家，然后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总部……该公司新闻部主任斯蒂芬。塔伦茨在雷奥纳尔·阿尔和伊丽莎白·巴克的陪同下，在五楼迎接了戴高乐。戴高乐在乙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