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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传-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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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力,增加2至3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月6日至7日或8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    
    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月15日抵达朗格勒,6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    
    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    
    不管怎样,到了6月8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首要条件。
    6月9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    
    “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的伟大艺术家。”    
    6月9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开巴黎的情景。    
    “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    
    “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您有什么建议要提?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令。”    
    6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阿尔方所作的愤怒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白痴组织了那些再也不能进行合作的行政机关象发疯一般的撤离。无疑,他以为,对部长们来说,利用卢亚尔河谷地区的城堡会是一件‘舒服的事’。”(22)    
    眼下,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取代魏刚更加紧迫的了。雷诺在乘车夜行途中,最后同意让戴高乐去找中部集团军司令洪青格尔将军,先告诉他不久后有可能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奥尔良停车时,雷诺惊呆地获悉,魏刚不请示政府,就要求丘吉尔当天来法国的布里亚尔。戴高乐则利用这件事来促使雷诺下定决心。他已经建议雷诺任命洪青格尔为总司令。然而,假如戴高乐知道,正是洪青格尔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攻面前进行了最彻底的退却,而洪青格尔当时向统帅部隐瞒了他负责坚守的前线的实际情况,那他就不会提出这个任命建议。此时此刻,政府在大叫大嚷,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第四军军长科拉普将军,而戴高乐当时正在将第四装甲师的坦克集结起来,肯定是来不及过问此事的。不管怎样,戴高乐认为——就象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洪青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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