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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 补遗-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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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本人也在34岁时被确诊患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并开始咳血。这一切似乎都在怂恿着卡夫卡的绝望意识,而卡夫卡也确实躁动过求死的欲望。他说:“我的一生就是在抗拒结束生命的欲望中度过的。”然而,卡夫卡毕竟是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生存的恐惧、亲情的缺失、死神的暗影反倒激发起他坚定的生存意志。于是在“存在性不安”的荒漠中,他开始了“向死而在”的生存努力。在海德格尔笔下,“向死而在”意味着只有领会死,才能深刻理解生,渴望生。 1。布伦塔诺与克尔凯郭尔 1)。布伦塔诺沙龙 1901年,卡夫卡考入布拉格大学。起初学了两星期的化学,后又学了半年的德国文学,但在父亲的干预下被迫转学法律,直到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大学生活是卡夫卡一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虽然学的是他并不喜欢的枯燥的法律,但在课余时间他广泛涉猎了大量的名家经典,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等人的哲学著作,歌德、黑贝尔、克莱斯特、托马斯·曼、爱默生、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说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流血的童话)、狄更斯、福楼拜、儒勒·凡尔纳、格里尔帕策等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曾令卡夫卡深深着迷,其中达尔文、尼采、歌德、狄更斯等人更是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陀斯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格里尔帕策和克尔凯郭尔那里,则能找到许许多多深刻的认同感。除了广泛的阅读之外,卡夫卡还积极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参加“布伦塔诺沙龙”。自从第二学期选修了布伦塔诺的学生安东·马尔蒂开设的哲学讲座“描写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后四年大学生活便持之如一地参加了“布伦塔诺沙龙”活动,与圈子里的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尽管布伦塔诺并不在场。布拉格的学生对布伦塔诺情有独钟绝非偶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布伦塔诺的哲学是中欧土地上破碎不堪的存在的一种深刻反映。他的哲学思想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从今天开来,他无疑是当代哲学主流的最重要源头之一。从下面这个谱系便可大概了解这一点: →弗洛伊德 荣格 布伦塔诺 阿德勒 →胡塞尔 海德格尔 → 伽达默尔 萨特 马尔库塞 卡夫卡之所以沉浸在布伦塔诺哲学中乐而忘返,主要是因为布伦塔诺首先要人们站在自明的存在立场上反观繁复的心理世界。这种思想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卡夫卡的心理需要。作为生而不幸的“最瘦的人”,卡夫卡无时无刻不背负着恐惧和不安,他自知无力同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展开“肉搏”,只有返回内部存在,通过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世界的不断审视来实现心理平衡。这实际上是一种防御性的生存策略。在与雅诺斯的《谈话录》中卡夫卡谈到:“每一种抵御都是后退,都是躲避,因此,把握世界总是意味着把握自己。” 2)。与克尔凯郭尔的认同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有着太多的相似性:相似的童年缺憾,同样因为母爱的缺失和父亲的伤害而影响了一生;相似的失败婚姻,两人都订过婚又解除了婚约,最终一生未婚;相似的恐惧感与孤独感;相似的羸弱与内向;相似的受罪感折磨一生;相似的对个体偶在独特性的强调;相似的对父母之爱的移情;相似的对人群众生的避离,不愿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范畴;相似的自我隐喻,卡夫卡说自己是一只翅膀萎缩的寒鸦,克尔凯郭尔则把自己说成是一棵孤独的枞树;甚至连命数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卡夫卡在34岁被确诊患了肺结核,而克尔凯郭尔则认定自己必死在34岁之前(34岁恰好也是耶稣的有生之年)。正因为有这么多的相似,克尔凯郭尔才成为卡夫卡最有认同感的哲学家。在致好友布洛德的信中,卡夫卡写到:“克尔凯郭尔出现在我头脑中——无论我在别的地方干别的事,总是不能够完全脱离与他的联系。” 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将所有的寄托与渴望交给了彼岸世界的上帝,从彼岸的终极存在中寻找安慰和解脱,彻底放弃人世的伦理-人际关系,而将人生境界提升到“信仰”的最高层次(克尔凯郭尔曾将人生境界划分为“美学”、“伦理”、“信仰”三个层次);而后者在反伦理—人际关系的道路上没有前者走得那么远,他归根到底还是执着于现世幸福,故而向着此岸的污秽、苦难做出“向死而在”的生存努力。由此可以看到:卡夫卡虽然终生未婚,却从没有停止过恋爱;虽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孤独感,在公司里却能与同事打成一片,与上司关系良好;虽然一生都与社会保持批判关系,在工作上却永远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卡夫卡说:“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要帮助世界。” 2.一生中的婚姻与恋爱 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好友布洛德家中结识了菲莉斯·鲍尔。从那天起,菲莉斯走进了卡夫卡的生活。一周后,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我没有在意她是谁,却当即把她的出现视为理所当然。”一个月后,卡夫卡为菲莉斯写下第一封情书,又半年后,卡夫卡向菲莉斯提出求婚。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周折,两人于1914年5月正式订婚。可是才过了一个月便解除了婚约。三年后,两人第二次订婚,可是不久卡夫卡便被确诊患了肺结核,于是第二次婚约随之解除。1919年3月,也就是在与菲莉斯解除婚约一年半后,卡夫卡与另一名捷克犹太女子尤丽叶订婚,不料当即遭到父亲的断然反对和辛辣嘲讽,之后,两人的关系渐渐不了了之。同年,卡夫卡又结识了非犹太捷克女子密伦娜。密伦娜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已婚。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关系很快达到白热化程度。在卡夫卡的一生中,密伦娜也许是最为了解他的人,连他一生的好友布洛德也未达到那样的程度。这一点卡夫卡本人也坚信不疑。只有在密伦娜面前,卡夫卡才不会显示出常规上的自我分裂,才不会感到人性和身份上的自卑和压抑,才敢全面暴露出自己的恐惧和渴望。这也许正是卡夫卡把她叫做“密伦娜妈妈”的原因,儿时母爱的缺失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虽然两人最终没有结婚,可是卡夫卡对她表现出的信任却几乎超过了任何人。1921年秋天,也就是大约两人分手半年后,卡夫卡将自己的所有日记交予密伦娜,而此前他还把《美国》和《致父亲》的手稿交给了密伦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卡夫卡意外遭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爱情。这场爱情短暂而纯真,让卡夫卡真正体味到了人世的幸福。这位叫多拉的米里茨犹太姑娘在情感上也许比密伦娜更加贴近卡夫卡。在卡夫卡弥留的日子里,多拉一再唤起他被扭曲的生存意志。1924年5月初,卡夫卡在多拉的鼓励和温暖下病情有所好转,随即向多拉求婚,这一次,却遭到了多拉父亲的反对。此后,多拉仍旧一直陪伴在卡夫卡身旁,直到他去世。在卡夫卡殡葬那天,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而多拉仍扑倒在坟墓上失声痛苦,成为最后一个在坟墓上哭悼卡夫卡的人。卡夫卡终生没有结婚,却终生渴望爱情,渴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他情不自禁地写下一封又一封情书,一次次发自内心地提出求婚,同时却始终将婚姻视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这种人生的悖谬,只能从他的恐惧感来解释。他与克尔凯郭尔一样,带着童年的巨大缺憾,注定了只能颤栗地游荡在正常的伦理范畴之外。这既是一种退避,也是一种反抗。卡夫卡在恋爱与婚姻之外还有自己相对封闭和完整的精神生活系统,俗常的婚姻生活无疑对此构成了威胁。故而,每当爱情从书信往来走向生活接触时,也就意味着爱情开始从需要转变成威胁。 3.遗书:一个错误的开端卡夫卡一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他的遗书。遗书说:“凡是我遗物里的所有稿件,日记也好,别人和自己的信件也好,草稿也好,等等,毫无保留地、读也不必读地统统予以焚毁。” 这份遗书是留给他一生的好友布洛德的。然而布洛德不仅没有将他的遗稿焚毁,反而竭尽所能将所能找到的每篇稿件包括日记和私人信件一一整理出版,最后编成多卷本全集出版。在布洛德的鼓吹和推动下,不久便兴起了一门以阐释为旨规,以卡夫卡为本体研究对象的新学问——“卡夫卡学”。布洛德的做法历来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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