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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相结合的思路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只不过是为此类更为厚实闳通的研究“提起话头”。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7）
2000年1月5日初稿，1月26日改定于西三旗
（原刊《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本文所引丘逢甲诗，只注篇名者，均出自《岭云海日楼诗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丘菽园：《挥麈拾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4］转引自徐博东等《丘逢甲传》45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
［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80—481页。
［6］参见《岭云海日楼诗钞》66页的原编者注。
［7］参见饶宗颐《潮民移台小史》；《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8］《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见《丘逢甲文集》304页。
［9］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6页。
［10］参见夏晓虹提交给“丘逢甲国际研讨会”（汕头大学，2000年1月）的论文《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
［11］此联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54页。
［12］参见《题岳忠武王书前后出师表石刻》自注和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载《岭云海日楼诗钞》301页、480页。
［13］如吴宏聪等主编的《丘逢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有多篇文章谈及。
［14］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4—505页。
［15］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6—467页。
［16］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9页。
［17］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所作跋，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3页。
［18］参见吴宏聪等主编《丘逢甲研究》所收录的论丘逢甲教育思想及实践诸文。
［19］《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见《丘逢甲文集》303—304页。
［20］《答梁诗五函》，见《丘逢甲文集》275页。
［21］丘逢甲之游说南洋华侨捐资办学，既指向国内，也指向国外。后者如1898年7月20日《天南新报》刊登丘逢甲致丘菽园信，建议其振臂一呼，在新加坡创办学堂，并称此举“保国可也，保教可也，保种可也；既不然，仅全心合力，以保在洋之权利亦可也”。前者则不妨以1900年初春丘逢甲南洋之行前给惠潮嘉道沈絜斋所写的信为例，丘氏在信中表达“使各埠商民能以材力上报国家”的信心（见《丘逢甲文集》284页）；而日后岭东同文学堂之得以正式开办，与丘氏此行大有关系。
［22］参见“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上夏晓虹的《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以及张克宏、王慷鼎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
［23］《复菽园》，见《丘逢甲文集》267页。
［24］梁信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16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25］《温柳介先生诔》，见《丘逢甲文集》326页。
［26］《重修东山韩夫子祠及书院启》，见《丘逢甲文集》296页。
［27］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9页。
［28］这里系借用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中对丘逢甲父亲潜斋先生的评价，丘复所撰墓志铭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245页。
［29］参见《温柳介先生诔》；《丘逢甲文集》326页。
［30］参见《萧母姚太夫人七秩开一寿序》；《丘逢甲文集》333页。
［3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1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2］参见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02页，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
［33］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34］参阅拙文《设议院与开学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331—34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
［35］参阅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政论集》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6］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二章《官学与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7］参见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8］古来中国人“告老还乡”以及“服务桑梓”的观念，使其很自然地介入家乡的政治和教育文化事业。所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乡间士绅在传统社会所起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一功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其结果是城乡之间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别日益扩大。
［39］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4页。
［40］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8页。
［41］简要的论述，请参见饶宗颐《何以要建立“潮州学”》和杜经国《潮学研究发刊词》，均见《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
［42］参见《严复集》第三册6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3］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三章和第八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学问家（1）
——关于章太炎
有思想的学问家 当年游侠人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学术；晚年阐扬国故，可也呼吁抗日。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是清末民初学者的共同特征；章太炎的好处是干什么像什么，是个大政治家，也是个大学者。后世学人关于民国以后的章太炎是否“退居于宁静”的争论，未免过分集中关注其政治生涯。换一个观察角度，由从政转为问学，很难简单认为“颓唐”或“消极”。在我看来，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鲁迅称章氏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我则倾向于将其作为“有思想的学问家”来考察。
一
谈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很难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庞杂且变化多端，根本无法“一言以蔽之”。前人关于章氏思想发展的分段，颇多可议之处。关键不在分段时提前几年抑或推后几年，而在使用的理论尺度以及无意中表露出来的论者的学术思想。
最常见的弊病是过分依赖历史事件，而不大考虑对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当然会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将其作为分段依据则嫌牵强。外在的政治事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学术追求不能画等号，尤其是像章太炎这样有极强烈的独立意识的思想家，根本不会随时势流转。将个体感受直接依附于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说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个体独特的生存处境、感情世界以及内在思路，所有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
与此相关系的是，过分突出所谓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或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动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使得历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许多见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时难断是非曲直。只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就断言“革命”是好“立宪”是坏，未免过于草率。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君主和民主比较，自然君主较旧而民主较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