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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一两下我会在心里暗笑，我们师徒在吃菜的问题上好像不如说话那么更像“一伙儿”的，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吃得还是挺精细讲究，一边吃菜，一边点评。我意识到在北京要他吃本邦菜，他肯定挺失望的。他说等有机会，他要做地地道道的上海菜请我吃。
他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家，对每道菜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色、香、味自有标准。他儒雅安静，即使是多喝了两口，也只是脸红一红，说话还那样平缓清晰，不失风度。
记得有一次看到他在文章里说，一些乡野村舍中的饮食，说起来会非常诱人，但真要吃起来，却难以下咽。我当时看了哈哈大笑，设想有机会能请他一同走到村子里去，让他看我坐在苍蝇满天飞的小板凳上，胡吃海塞那些想起来就要流口水的乡野菜。他会不会对我这个没出息的学生摇头？
我早把自己放任为吃货，土人，一进到穷乡僻壤，就开始惦记着要吃一顿人家“家里的菜”。吃得高兴，免不了还手舞足蹈到处给乡下孩子塞城里带来的小玩意，扮扮“狼外婆”。曾经想过凡吃一道土菜，都记上菜谱，要吃遍乡野土菜，出一本牛哄哄的土菜大全。可惜吃是吃了不少，菜谱却一次也没顾上记。有道新疆大盘鸡，最适合一帮人胡撮时下啤酒，在辽阔的新疆大地停下车一屁股坐进路边小店，大盘鸡的那个诱人，让我回到北京还千里迢迢托人抄来菜谱，躲在厨房操练手艺，在朋友面前炫耀。
每回和余老师喝酒吃饭，都在城市里，从未有过在路上的感觉，不知道脱离了这样雅致的用餐环境，他会是个什么样子。他在《千年一叹》里偶尔谈到过他们的用餐，似乎都没留下过美食的记忆，他说到过有一种什么大黑萝卜，难吃得不得了，吃得好像很受罪。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2）
我们吃一盘炸小虾，他告诉我这不对的，挑的虾就不对，要比这个小，他说他做的这道菜比这个好吃多了，等什么时候到上海，他去市场买了他要的那种小虾来做给我尝尝。
我问他你和马兰谁做饭啊。他马上说有空就我做呀，我做的菜味道不错的。我马上羡慕起马兰来，吃别人做的菜，尤其是男人做的菜，是最愉快的事了。不知当初马兰与余老师结为秦晋之好，除了折服于他的才华与风度，是不是也被他亲手烹饪的好吃和愉快的美食所俘
虏？
他说有机会要做上海菜请我，一定是对自己的做菜手艺颇为自信才这样说。我想我是打死也不敢在他面前露一回我的“厨艺”的。
我还发现，一趟“千禧之旅”走下来，余秋雨的酒量也见涨，比过去更能喝了。我们喝红酒，不急不慢，我总想着给他加酒，他说你要多喝。我说没事，你也挺能喝的。他一直说“千禧之旅”的伙伴们太能喝酒了，酒量大得不得了。可是有一回他们全醉了，只有他还稍微清醒一点点。看来近朱者赤，他们把他们的余老师也连带得快成酒仙了。
后来常与余老师一道喝酒的刘半仙告诉我，余老师现在爱喝洋酒，喝洋酒更厉害。
大概也是“千禧之旅”“欧洲之旅”一路喝下来的收获。
游历归来的余秋雨，真的是越来越洒脱，看问题也越来越开阔。他本来就有一个大开着的思维定势，这一趟集中的时间与空间里的行走，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了。
他主动跟我说起在埃及的一处古文明遗迹边上，那里的人还专门给某位西方考古学家树立起雕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立刻想起自己在做敦煌那一集片子时与他文章里情感的不相溶，没想到这次一见面，我们不约而同地就又想到了一处，真叫人愉快。虽然我们也不至于会无动于衷到要去立什么雕像，但至少我感觉得到，他的表达已平和了许多。他跳得更出来了，他在更加自觉地把中国放到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范围里去看待、去思考。因此他也更年轻，更活跃了。
我一直都很在意他散文当中的“中国情结”，有时会想，一个把自己最初的文化基座定在欧洲，又受亚理斯多德、黑格尔、狄德罗、萨特这些思想大师影响极深的人，对中华文明的情感竟会这样深重，有时深重得都妨碍了他思想的放达，干扰了他散文中现代意识的流程。有时甚至一厢情愿地替他惋惜。
以后，我总是一个劲地向他表示，“我喜欢你的《千禧之旅》，我喜欢你的《行者无疆》”。至少不下三次，我与人争辩他的散文创作历史。余秋雨的散文读者群，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复杂的群体，有中国传统文化情结浓重、带些文人气质的“老式”读者，也有极为活跃的、现代意识很强的“新型”读者，他们都喜爱余秋雨的散文，但偏好各有不同。我是他的一个亲近的、细心的读者，我注意到，在行行重行行的游历中，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他后来的散文一直在充实和补充过去的篇什，他的观念与风格都并非一成不变。
用他自己的话说：“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我总在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
他问我，听说你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却没有发出去，里面有很多对博物馆这个片子的想法，现在摄制组想要你寄出，要我来写个回信，在报纸上宣传一下。
我笑起来：哎呀我都忘了具体都写了些什么，发泄了一通也就不管了。我那都是泼妇骂街，谁敢登呀。
事情都过去了，那是在剧组里和人吵架吵得急了，理念与方法完全不同，无处发泄时，很自然地就想到要与余秋雨来交流交流，向他倾诉倾诉。我是不愿回头去想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的，但当时的郁闷和苦恼却是很真实的。一边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和叙述的机会，一边又觉得永远甚至每时每刻在与一些完全处于不同语言体系中的人们争吵，消耗，无异于浪费自己的生命。那时对中国历史，对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对余秋雨的“千禧之旅”，对“余秋雨现象”的意义，有许多的想法、火花。终于在某一次“空中之旅”的两个多小时里，脑子里那些四处乱飞的句子，被我不顾一切地铺堆在十几页纸上。完全地情绪化。就像一名半疯的泼妇，盘腿往地上一坐，嘴巴就停不下来。
我说我还是实寄给你吧，不过发表是不可能的。那都是我们师徒之间的“黑话”了。我说我在信里除了骂大街，就是吹捧你和我自己，发出来要给人骂死的。
他听得一直在笑，一再说一定要实寄一定要实寄。
送走余老师后，我果真把那封长信从抽屉里拿出来，寄去了深圳。那封信虽然不好给别人看见，但我还是希望让余老师看看，让他知道我的许多想法和思考。我知道，无论我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句子去表达去叙述，他都会喜欢听我那些话。
几天后他立刻回了电话，我听出来他读了我的信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这时我已经看过了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他的新作《千年一叹》，我也把自己写的几篇游历散文塞在那封信里一起寄给他，他知道我和他又有了一些相似的经历。两个都是刚结束了游历归来的人，虽然起点和终点都不一样，但游历之后的充实、喜悦，却是一致的共同的。
为游历归来的余秋雨欢呼（3）
我知道，这一次的“千禧之旅”，以及不久后的“欧洲之旅”，对他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是他早就期待着的，这也让他一次性地占有了一名现代学者、文人所应有的制高点。
又一年后，欧洲归来。再见余秋雨，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我感觉得到他更加地游刃有余。
他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他说自己长胖了点，都有肚子了。
我请他给我们的一本书做主编，出版社不放心我与余老师的关系，也为慎重起见，非要我“逼”他亲手写一行表示同意做主编的字据。我不太好意思，咕咕嘟嘟在他面前表示对出版社的不满，他倒也没说什么，一字一字照我说的写。我随手把他的“字据”放在宾馆的椅子上——后来它们干脆滑落到了地上，我也浑然不觉。
我说我喜欢《行者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