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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4）
很多人都以为港台那地方出不了什么大作家，尤其是出大气的女作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剧作家张晓风和电影剧作家李碧华，就是挺大气的两位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华，她的电影《胭脂扣》《秦俑》《霸王别姬》《诱僧》《青蛇》，与张晓风的剧作一样，都是大气而极有现代意识，我一直都在留意。她们都是非常有力地闯入一段古代生活，但绝对不会是“去而忘返”，一去不回。她们最擅长把现代观念深埋进作品的大结构中、人物关系的编排上，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真正是“出古入今”，并且还“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反倒是观众这边，爱看故事的尽可以津津有味去看故事，而爱琢磨点事儿的，立刻两眼亮亮，如醍醐灌顶。完全可以两不耽误。
相对于另一些大叫大喊的作家，我更喜欢这种自自然然、融会贯通的创作姿态。我一直都想把她们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魏明伦的《潘金莲》，也是在学院实验剧场看的，他对潘金莲的重新定位，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知道余秋雨老师还专门有言行援助过他。不过对于年轻的、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中的种种背景与艰难有多么了不得，只是觉得：呀，这个人想到了这一点，他还写出来一出戏，他很聪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外国戏剧艺术交流，是澳大利亚艺术家演出的《蝴蝶夫人》，记得他们处理巧巧桑杀子的情景，他们让巧巧桑一边歌唱着抒发情绪，一边把一只小孩人形木偶拆卸掉，先是揪下它的胳膊，腿，再揪下头，且唱且揪，直至整个木偶解除。那样的感觉，不是让你流串眼泪什么的，是叫你的心一下一下地难受。
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坏了，在当时中国戏剧形式花样百出的招数里，我还没有见识过如此具有表现力的——后者总是形式大于内容，两张皮扯来扯去的，总也合不到一块儿去，把自己和观众弄得累死了；从没间断过看学院表演系学生排演的各种大戏小戏，总是吃过晚饭，趿着双拖鞋，就晃悠进红楼或是实验剧场，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帮家伙入戏入得怎么样。印象中上戏倒是很少排中国戏，大多是外国优秀剧目，总能让学生把才华与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看尤勇在电视里演的那些粗汉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萨日娜和潘军，好像天生为舞台而生，可惜他们毕业后渺无音讯。萨日娜倒是演过一个种树的电视剧，非常地投入和到位，即使这样，也再没见过她有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潘军演的一个电视，更是把他当小孩了。后来活跃点的郭东临，留下的印象只是我们背地管他叫“郭胖子”。小陈红被认作是小林青霞，刚刚学会在电话里跟导演讨价还价；马晓晴见人就问是不是最近感觉她瘦了点儿。
甚至有表演系进修生听说我在大学里演过话剧，要约我一道排戏，急得我乱摆手，我说我普通话都说不利落，哪敢和你搞表演的同台，我演方言话剧差不多。
有一段时间在心里其实很羡慕表演系的学生，至少还有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剧作可以让他们去投入地体验一番。看他们在舞台上的状态，如痴如醉，好让我艳羡，还有嫉妒。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演戏的幌子下，把自我宣泄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调理得十二分的通透。只是多年后才醒悟得到，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迷惘和失落吧，离开了学校这块纯净的艺术土壤，发配前往各处的话剧团、文研所，不要说没有好戏可演，就是连排一出戏也不知多久才有一回。那样的日子里，想起上戏的舞台和老师们的庇护，肯定要掉眼泪的。
一位邀我陪他一起写剧本的表演系学生，有点白俄血统，长得不中不洋，用那时的话说叫“奶油小生”。我们在一起时他总要大骂外面的导演，因为他们只给那些长相粗糙的同窗演戏出镜的机会，他说有些长得粗的人其实心细如针，性格也极柔弱，内在根本就没什么狗屁硬汉气质，可人家天生就长那么张脸，就老能有戏演。现在也是拉开了距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髦，甚至流行的脸蛋，我们的身边其实到处都潜伏着一些优秀的人才，不要因为未被他的时代认可，就看低了他。而另一些喧哗一时的人与事，也不必盲从和迷信。风云际会，一切都只是瞬时的不期而遇；还有就是三毛从台湾来了，住在张乐平先生家。有人在校园里问我，三毛来了，你不去张乐平家看看她吗。我说我干嘛要去看她。我那时心里还是蛮喜欢她的，在南大读书时，所有人都不知三毛是个什么怪物时，我是第一个在南大书架上发现她的，一下就迷得不得了，到处跟人说三毛和她的荷西。但这次她跑来一口一个要认张乐平作爸爸什么的，被媒体弄得一惊一乍，我就不喜欢了，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三毛。两年后她自杀了，我又后悔那次没去看她。一个那么热闹的人突然就去自杀，肯定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呢。女人本来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那年张艺谋携刚完成的《红高粱》去西柏林参赛，途经上海，特意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映。那时全国人民都还不知张艺谋何许人也。我们因为看过他的《一个和八个》，知道他特牛。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5）
电影里还有我们上戏的一个学生，他混在一堆抬轿的汉子中出现，剧场里立刻就鼓掌欢呼起来，还有人狂吹口哨，为上戏加油。
《红高粱》放完，大家疯得巴掌都拍疼了。张艺谋披件军大衣，站在台上粗声粗气说：我们的片子拍得很糙。大家也都粗着嗓子跟他学：“很糙。”散场后交流，会议室的窗台上都塞满了人，张艺谋一下就成了上戏学生眼里的大师，校园里成天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走”“上下通气不用愁”；
还有有一阵不知怎么回事，学校剧场里每晚都在演各种戏曲折子戏，我吃过晚饭就会晃到剧场去。那些唱腔，突然就触动了我，有时汩汩地从心尖上滑过去，有时又像要把我的心喊出来，好舒服。我差一点就掉了进去。但是戏曲的内容我不喜欢，满处都是糟粕。到后来我不允许自己再去听戏，我怕被它麻醉了。
那时对戏曲有点又爱又怕的意思，好多回都是在快要沉迷的时刻撒腿后撤的。戏曲对于我，就只是适合远看看的景色而已；
只要有要求，余秋雨也会介绍他的学生跟剧组。我们有一位学友就在余老师的推荐下进了《红楼梦》剧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轻气盛，又缺少应对方方面面的经验，没多久就又见那位学友打道回府转来。没有多问，只是听人说和剧组的人处不来，看不太上人家的那一套，自己不想呆了。
其实余秋雨是很希望我们多出去参与艺术实践，积累阅读与观摩之外的艺术经验的，但是大家还是没能迅速适应，一方面毕竟还是学生，不可能采取那样强有力的行动去影响一个剧组接受你的见解与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缺少艺术实践的积累，缺少把观念或者思考转化为戏剧结构的能力。像我们毕业后，余老师与安徽黄梅剧院合作完成的黄梅戏《红楼梦》，他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的，整个的剧作与演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红楼情结”与戏剧追求，那是一种很投入的、像孕育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创造与实践，是我们这帮学生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才可能争取得到的机会。
对我们那位学友的行为，他也并没有任何责怪或是不悦，熟知一切的他，当然也猜得到自己学生在外面会碰到些什么样的情形，回来就回来了吧，没关系的。下次谁还想去，他还一样介绍去。他只是鼓励、支持大家向外打开，并不过多干涉细节与结果；
二年级的暑假，余秋雨老师安排我们这批研究生前往敦煌朝圣。那年夏天我们随尾而去，他请好的专家和权威人士在等着给我们介绍敦煌的历史与艺术成就。借着导师的庇荫，我们得以看到莫高窟壁画的全部，讲解员一边打开几扇难得打开的洞门，一边强调“这是专家才看得到的，普通游人想都别想”。那时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外国人能看到的洞更少，比普通游人的还少，是最低级别。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在沙漠里疯玩到深更半夜，完了饿得不行，放风的放风，盯梢的盯梢，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