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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冲溃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从而形成某种“默契”。其实，收礼者明知这是“糖衣炮弹”，可依旧抵挡不住那“温馨”的诱惑而甘愿成为其“砧上肉”、“盘中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者回报送礼者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资源。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因而送礼者或求官或求财或求庇护，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也有随大流的。收礼者往往“无本万利”、坐享其成。而公共权力一旦沦为贪官疯狂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节那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都成了敛财的最佳时机，至于“感情”、“面子”不过是种噱头。
廉官、廉关、年关，为官者应当作出自己的抉择，看清了脚下的路，尤其在眼下的年关，用肮脏的“礼尚往来”将“年关”变成了自己的“鬼门关”，这是聂玉河的悲哀！“年关”是检验官员品性的试金石，但愿所有的官员都能过好这一关。
第三章 案发蓝田， 财务司长害自己
作为“中国农业第一股”的蓝田股份，因为“蓝田造假案”成为中国证券史上迄今最大的财务造假案。从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率先质疑“蓝田神话”开始，“蓝田造假案”在近8年的时间里撂倒了无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更使无数股民血本无归。但其余波远未结束，曾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是蓝田造假案涉案人员中最后一名被判刑的厅级高官。孙鹤龄受贿案的了结，意味着“蓝田造假案”将尘埃落定。
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68岁的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总经济师孙鹤龄有期徒刑8年。这位在中国农业系统横跨农业、财务两个领域的财务专家，在他任职期间帮助蓝田股份上市、帮助自己的亲属子女发财、帮助企业贷款，但他根本不会想到，在他体面地光荣退休之后，竟会因为“帮助别人”而害了自己，直到锒铛入狱才知道法律果然铁面无情。
自我拯救，帮了别人双规了自己
1999年10月10日，60岁的孙鹤龄在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职位上站完最后一班岗光荣退休。退休之后，孙鹤龄仍兼任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理事。1997年5月中国农算学会正式成立专职机构，推选孙鹤龄兼任会长。孙鹤龄继续在这两个位置上发挥着余热。
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孙鹤龄一直横跨农业、财务两个领域。孙鹤龄1939年10月生于安徽省宿县，196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志愿到西藏农场工作。在生活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在胃部被切除70％的情况下，从西藏到内地、从基层到机关，这位没有什么背景的官员一步步都走得谨小慎微，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把握得很有“度”。
在孙鹤龄30多年仕途中，有25年时间在西藏度过。孙鹤龄先后历任西藏自治区农垦厅计财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等职务。在结束了西藏长达25年的工作历程后，1988年孙鹤龄被调入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任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后来又任总经理及中国农垦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93年7月，时年54岁的孙鹤龄从中国农垦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1996年9月，孙鹤龄任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行政职务为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至此，孙鹤龄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巅峰。在这个位置上，孙鹤龄被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评为“1995～1996年度国家机关优秀党员领导干部”，1998年被农业部评为“三优一满意”优秀公务员。孙鹤龄在仕途攀升的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成果。他是农业部的学术型官员之一，在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方面多有著述。另外，孙鹤龄还兼任《中国农业会计》一书的主编，并因在财务会计与企业管理方面的贡献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个学者型官员一步步从边疆到首都，一步步从农场到国家部委高官，能够有如此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内心里还有两块心病，一个是工作30多年来“最大的失误”，还有一个是“刻骨铭心的教训”，而这是他不敢示人的两块“伤疤”，这两块“伤疤”是他“帮助别人”时留下的。
但是，这两块“伤疤”还是在他退休之后被人揭开了。2001年10月，蓝田造假案被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的一篇600字短文捅破了美丽的泡沫，随即在全国引发了连锁反应。孙鹤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因为“蓝田”这两个字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犹如癌症患者等待恶性肿瘤扩散那天一样，等待着恶果的来临。
2003年4月4日，孙鹤龄等来了他的噩梦开始的日子，这天下午，孙鹤龄被“双规”。当他见到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人员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蓝田公司上市和我亲属子女买股票的问题？”此时，面对熟悉的老司长，纪检人员亮出了底牌：“这两个问题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你就交代其他问题。”
“这下可以揭开农业部的盖子了。星期一部机关人员上班知道这个消息，整个机关就炸窝了。”孙鹤龄虽然心里发虚，但还是壮着胆子抱怨着小声嘟囔了一句。
“当然也难怪你们，社会的诱惑你们也是难以抵御的。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把问题全部端出来吧。主动比被动好，早说比晚说好，全部说比部分说好。”纪检人员安慰道。
但是，孙鹤龄心存侥幸，而且此时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确没有贪污受贿，这个原则我很清楚。钱总得有来龙去脉，少的我平时都拒绝了，多的我更不敢要，那是要犯法的，请你们查实。”
“别人要是给你拿出来了你怎么办？”纪检人员不客气地质问道。
孙鹤龄丝毫不惧，梗着脖子说：“只有靠青天大老爷了。”
这次简短的双规谈话很快结束了。2003年4月6日，孙鹤龄找到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纪检监察室一位主任抱怨说：“像他（纪检人员）这样说我都该枪毙了，吓得我睡不了觉。”
为了安慰孙鹤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那位主任说：“我们会掌握原则和情况的。”
此后，纪检人员再也没有找孙鹤龄，后来组织上对他的“双规”解除，而此时孙鹤龄认为自己的事算不上什么大事，扛一扛就过去了。尽管蓝田股份出事，但在蓝田股份上市的运作过程中，自己作为农业部财务司司长，从来都是照章办事，与蓝田股份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私下交易，也从未收受过蓝田股份给予的任何钱物，完全是公事公办。至于自己的女儿和妻妹购买的10万股蓝田内部职工股票，既然她们年龄都超过18岁，具有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自己没得过一分利，自己就更谈不上犯罪。自己为亲属子女购买内部职工股提供便利条件，顶多算是违纪违规行为，只要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就可以“向组织交代”了。
于是，在被双规之后，孙鹤龄开始了积极的自我拯救。在双规期间，孙鹤龄“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积极交代并写了材料”，同时，孙鹤龄还打电话劝亲属子女退赔非法获利，耐心做女儿孙进新的工作，使女儿交回了大部分获利。解除双规后，孙鹤龄让孙进新退回她负责的40万元，女儿钱不够，为了表示诚心，孙鹤龄还把自己在中国农算学会数年的劳酬6万元悉数凑齐全部还清。因为女儿已经与丈夫离婚，孙进新前夫所欠40万元也已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5月30日下达判决，由女儿前夫归还。这期间，孙鹤龄积极退赔了125。6万元。加上后来湖北荆州市警方收缴的308万元及后来补交的款额，孙鹤龄及亲属子女共退赔了430余万元资金，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经济损失。
抱着破财免灾想法的孙鹤龄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他觉得组织上不会跟他过不去的，但是，他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党内处分。2005年5月27日，孙鹤龄退休后所在的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对孙鹤龄作出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这是令孙鹤龄万万不能接受的。在党支部会议决议上，孙鹤龄明确签署了不同意开除自己党籍的决定的三条书面意见。接着，6月3日孙鹤龄向党组织提交了《我的申诉》。在这份申诉书中，孙鹤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