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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蕃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
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蕃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
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分明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恤相存，菜根也自有肥腴厚味吧！
在生命宴席极寒俭的时候，在关隘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要打起精神自己说：
“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
⒉
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拔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
他愣了一下，说：
“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
“那多不方便！”
“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
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十年了，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是强旺的火。我和他，只不过是凡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节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
⒊
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
啡。
“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
我们跟着他东抹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
忽然，一阵咖啡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
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专心品咖啡，心无旁鹬。
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为我们拿出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讶道。
“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哩！”
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骄矜，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的在说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
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
原来连“物”也是如此自矜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择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契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慢了自己。古代的禅师每从喝茶喂粥去感悟众生，不知道罗马街头那端咖啡的侍者也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我多愿自己也是一份千研万磨后的香醇，并且慎重的斟在一只洁白温暖的厚瓷杯里，带动一个美丽的清晨。
⒋
将来我们一起老。
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
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
“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
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的眼泪——从来没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因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首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不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度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间，在满山台湾相思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
⒌
你长大了，要做人了！
汪老师的家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常去的，他们没有子女，我在那里从他读“花间词”，跟着他的笛子唱昆曲，并且还留下来吃温暖的羊肉涮锅……
大学毕业，我做了助教，依旧常去。有一次，为了买不起一本昂价的书便去找老师给我写张名片，想得到一点折扣优待。等名片写好了，我拿来一看，忍不住叫了起来：
“老师，你写错了，你怎么写‘慈介绍同事张晓风’，应该写‘学生张晓风’的呀！”
老师把名片接过来，看看我，缓缓地说：
“我没有写错，你不懂，就是要这样写的，你以前是我的学生，以后私底下也是，但现在我们在一所学校里，我是助教，我是教授，阶级虽不同却都是教员，我们不是同事是什么！你不要小孩子脾气不改，你现在长大了，要做人了，我把你写成同事是给你做脸，不然老是‘同学’‘同学’的，你哪一天才成人？要记得，你长大了，要做人了！”
那天，我拿着老师的名片去买书，得到了满意的折扣，至于省掉了多少钱我早已忘记，但不能忘记的却是名片背后的那番话。直到那一刻，我才在老师的爱纵推重里知道自己是与学者同其尊与长者同其荣的，我也许看来不“像”老师的同事，却已的确“是”老师的同事了。
竟有一句话使我一夕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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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
⒈ 说故事的人
岩穴里，一个说故事的人。
其实只是一张照片，可是我被它慑住了。
那是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小岛，千瓣落花般的群岛中的一个，1971年偶然经人发现上面竟住着石器进代的居民。这蒙昧无知的一小群人却也爱听故事。照片里一群人都坐在洞里，也许是晚上了，大家坐在木桩上，视线交集处就是那个说故事的人。他比别人坐得稍稍高一点，两手半举跟头部平，眼睛里有某种郁勃的热情，旁边的题字是：
——岩穴里，一个说故事的人——
使我一时僵住无法挪开视线的是什么呢？是因为那眼神啊！说故事的和听故事的都一样，他们的眼中都有敬畏、有恐惧、有悲悯、有焦痛、有无奈，一场小小的故事下来，几番沧桑几番情怯都一一演尽——笑泪两讫处，正是故事的终板。
某个远方的小岛，某个安适的岩窟，某个漫长的夏夜，那些石器进代的初民正为着某个故事痴迷。
而我呢？我既不因有故事要告诉人而痴，也不是想听别人的故事而痴——我是安静的游客，站在博物馆中，因说者和听者共同的痴狂而痴。
——岩穴里，一个说故事的人。
⒉ 索债
“她一定愈来愈老，愈来愈佝偻愈卑微愈哀伤愈恨毒……”
那是前些年，我每想起她的时候的感觉，而近几年我不再这样想了，我想的是：
“她一定死了，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反正她一定是死了，临死的时候，她的表情是什么？她不再追究了吗？她至死不能闭眼吗？”
我遇见她，约在十二年前。
那时我偶然在香港开会，一个绝早的冬日清晨，我因会开完了，心情很好，沿街漫行，顺手买了一份英文的《南华日报》。把报展开，她的号陶悲痛扑面而来，我被这张脸吓呆了，一时僵立路旁，觉得自己像一个急需什么法师来为我收惊的孩子。
那样悲惨凄苦无所告诉一张老肚，枯发蓬飞，两手扒心，五官扭曲如大地震之馀的崩瘫变形，她放声的哭号破纸而出，把一条因绝早而尚未醒透的大街哭得痉孪起来。
她是谁？她碰到什么事，因何如此大恸？多年来中文系的教育有意无意之间无我同意了“温柔敦厚”，让我相信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比较好的境界，然而这老妇的一张脸却不是悠扬的钟声或和鸣的弦柱，她是捣烂铜钟摔碎古琴的一声绝响，是观之令人恻肺闻之使人伤肝的大号啕，如乐器中的筚篥，尖拔逼人，无可问无可告，只这样直声一叫，便把天地鬼神都惊起。
那报上写是故事是这样的：
香港有个“索债会”，是一些在中日战争中的受害人发起的，年年向日本提出无助的要求，请他们补偿自己的损失。
那妇人是一个小贩，卖肉粽，在旺角火车站，战争时期她死了儿子，年年，她悲啼着要求还债。
我站在路边，一字一字读那对我而言艰涩难苦的语言，以及语言文字背后更为艰涩难苦的讯息。我来自学院，这样的事件如果送到研究所去，便是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