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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二人在荒凉的大草原上散步。草原的中央有一条生锈的钢轨。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迈动年轻的双腿，沿着铁轨朝前走，谈着各自的志向。那时候，我们都刚刚二十岁出头，充满着诗意和幻想，同时也培养着野心。相同的苦难经历使我们气吞山河。
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在干部股林（文端）干事的帮助下，参加了地方的考试，当年整个军区的数百名考生中，就考上我和他两人。他为山西财经学院录取，我考入了青海师专中文系，两人自此各奔东西。时光飞逝，一晃就是十七年，其间我们既没有谋面，也没有互通过讯息。或许我们都在想，对于我们这种人，除了事业，再没有什么更配作为介绍自己情况的资料了。一直到一九九五年，在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一家宾馆里，我才再次见到了他。我们互致问候，感慨万千。寥寥数语，我发现了麦的变化。这时的他，深邃的思想和耀人的真知已达到既让人敬佩又令人吃惊的程度。他告诉我，他在大学啃了四年《资本论》，将马克思及其哲学不仅嚼碎了，还消化在了他的血液里。他在首都高层知识分子中奔走，意识到这批人有着明显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便毅然决然地走出了他们的圈子，独自一人用几年的时间，埋头在晋陕交界的一个小山村里，做起了艰苦的实地考察，尝试着以一个村庄作为起点，对东方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研究。他的这种做学问的方式和求实的精神，为国内外一些明智的中华学子所褒叹。他为思想界认识中国，提供了一种来自底层与久远历史的评判角度和分析方法。
我所就读的青海师专，是解放前马步芳的青海女子中学。一进校门，我就发现这个学校的条件之差令人吃惊。报到的第一天，学校的宿舍楼就浸泡在一片污浊的脏水里，我得踩着放在水中的砖块进出宿舍。也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需要大力办教育，一些边远的省份便不管够不够格，都匆匆忙忙挂起了大学的牌子。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的兴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所可以给我铁饭碗的大学啊！我作为其间仅有的几个穿着军装的军人，主动地跑前跑后，组织同学们打扫卫生，帮助老师们刻印教材，一时间竟忙得不亦乐乎。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3）
师专的教师大多来自中学，够资历、有学识者寥寥无几，惟有教古典文学的冯兆兴教授给我印象深刻，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仍常回想起他低着头用他干柴一般的手指翻动书卷的样子。冯老先生皓首穷经，钻了一辈子古纸堆，终了仍默默无闻。他很看重我，一天他将我单独叫到他的书房里，与我一起讨论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考证其中“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两岸都是哪些地方，猿又因何而“啼”。老先生为启发我对古典著作的兴趣，真可谓用心良苦。可是，那时的我或许对文学太急功近利，倒更喜爱外国文学，特别对外国的现代文学，兴趣尤甚，而对学习古文，一点儿劲头也没有。许多年后，当我不得不抱起曾经读过的古文教材，一点点儿重新学习的时候，那种追悔莫及的感觉可想而知。一次，评论家白烨来电话，说完正事后，顺便问我最近读了什么书。我说，我在读王力教授编的《古代汉语》。看看，我又得从头开始了，并且学习效果很不理想。
师专有一个可以借阅到书读的图书馆，特别是当年马步芳遗留下来的一批苏俄时期的藏书，极其珍贵，且占很大数量。我因此得以涉猎到国外许多名作家的作品。由于痴迷于读这些书，可以说在学校的几年里我压根儿就没有按老师安排的课程进行。我就那样依自己的心性，随着兴趣的引导，自己学自己的。也是刚改革开放，图书馆还没有进入正规化管理，只由一个几乎半文盲的老头儿看守着，就跟守自家的菜窖一样，另有一个职工，是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对图书管理丝毫不感兴趣。我猜想那姑娘和许多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孩子一样，到了年龄，一定更感兴趣于如何找个好小伙儿，将自己赶快嫁出去。在工作上，那姑娘听老头儿的安排，于是，我用一双军用手套和一双军用大头靴，成功地贿赂了老头儿，使他从此见了我，就像见了自家的孩子一样，笑眯眯地打开图书室的门，并嘱我在里面不要声张。我于是便提着大提包，像贼一样溜进去，在胡乱堆放的书堆里随意挑选，像一条嗅觉高度灵敏的狗，迅速而仓促。挑完了也不用登记，只一本本地数，下次来如数归还便是。借到书后，回到八人一间的零乱的宿舍里，我往床铺上一躺，便一本本翻阅起来，课也不去上了。那真是我的幸福时光，阳光灿烂的日子。按说我是穿军装上学的军人，但我的纪律性在班上恐怕是最差的。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这里，今天，我得向他老人家道一声歉。他也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当众点我的名，批评我的。嘿嘿，老先生啊，你是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我才是你最好的学生。你不会记恨我吧。
我在师专读书的那些年头，人民公园就在学校的旁边，但几年里我没进去过一次。在我看来，那几乎是我消受不起的雅兴。为了购书，我花完了部队发给我的所有津贴，以及家中对我的少量资助。直至我从学校毕业，拿到专科学业文凭的时候，还不知道啤酒的滋味，倒是经常从外国文学作品里读到它。几年里，我最大的奢侈只是在市中心的饺子馆里吃了两顿饺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的兴趣在读书。伴随思想解放，许多闻所未闻的好书像下雪似的迎面飘来。每一本书的阅读，都会让我有一次心灵的震动或兴奋。
那年放寒假过春节，我没有回家，为的就是多腾出些时间读书。与我做伴的是一个家在陕西咸阳的同学冯康。他因为家里穷得实在太厉害，没有回家的路费，也就只好守在学校里。那个假期，每天早晨，我们从伙房里打一壶开水，买一斤馒头，便是一天的食用。空荡荡的大楼就住着我们两个人。大年初一那天，听到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内心的酸苦便一个劲儿地向上涌。我抱着书，啃着冷馒头默默地擦泪。冯康在床上躺着，唉声叹气。我当时想，这就是我们这些农村苦孩子的痛处，也是我们的牺牲，这牺牲从长远看，决不会没有意义。走着瞧吧！
这似乎是一种报复心理。事实上，历史上许多农民英雄、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他造反成功或是金榜题名之后，都免不了将他过去的苦难变成抵押已久的资本，要加倍地再夺回来，因而一些人很快就走到了他的反面。他所夺回的，往往又是养育过他的土地以及使他羽翼丰满的亲人。所谓的“走着瞧吧”的想法，不仅是我，同时也是许多农民出身的年轻人都应该警惕的情绪，这的确是一种农民式的狭隘。
苦难的经历，成了推动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树立志向、改变困境、走向事业成功的无尽动力，但同时它也常常成为我们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一个出身于农村工作在城市的年轻人，如果不能从思想上真正脱去农民意识这层“老棉袄”，便不能说他真正成熟。我们在现实中发现无数这样的人，他生活在城市里，精神境界却和一个守着炕头牵着老牛种粮吃饭的老农一样，每日的算计都围绕着自己，一切都从自己出发。路遥在他的小说《人生》里，写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只是他将一个本来可以写得更深刻一些的社会主题，写成了批判现代陈世美式的忘恩负义。不过在当时，我还是被他感动了，虽然也替他有所遗憾。
农民意识和黄土情结，是许多乡土作家解不开的扣子。
毕业的时候，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按道理说也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但我仍因丑陋而有些自卑，从内心深处，还是不能解决羞于见人的问题，特别是羞于与女性接触。后来，我与过去的女同学聊起来，她们回忆说，当时的我看上去很高傲，倒是让她们觉着我这个人难以接近。这也许有一定道理。其实，我这个人外强中干，更多时候是我躲着她们。许多出自农村的男性大概都会这样。
第三部分《吾命如此》八（4）
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她，但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