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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是我此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吗？我的包里还放着我写给达弥的信，写信时已经明白今生恐怕再见不到了。但还是写了，却没有寄出，整整十一个月……
“老高”，我朝快步向我走来的粗壮中年男人含笑招呼。老高是我在法国的故人。回想第一次见到老高，已经是一年半以前了。那时我刚来法国不久，也就不到一个星期吧。有一天正躲在房间深沉，神游方外。突然被一阵鼎沸的人声惊醒，那是北京话，台湾国语和中国某地方言的激烈交谈——老高如风而至，恰好是我的邻居，我1013号房，老高1015。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事实上一年半后的今天仍然不通），动用了当时住在那幢青年公寓大厦里除我之外几乎所有讲中文的人作译。
住在那栋大厦的日子里（大约六个月罢），因为是公用厨房，中国人吃饭较早，或许想避开炊饭高峰时段也说不定。总之，我和老高常常不期而遇。我总是坐在巨大餐桌的一隅，默默地吃着简单的晚饭，注视老高大刀阔斧的背影，他把自己巨大的双手比作“铲子”。老高洗菜，拣菜，蔬菜在“铲子”的编排下垂头丧气，花容失色。他的双手如此之大，我有时恍惚觉得眼前是一个强壮的中年男人和两把铲子的协同工作图景；中年男人和“铲子”本属一个整体，却外在表现为两件分离的事物，这便是我对老高的手的大概印象。
有一次，老高突然回头，说：“小明先生，你晓得哇，我的铁饭盒在微锅炉里直冒火星？”
我连忙说微锅炉里是不能放金属容器的。
“噢，我们不晓得的，以前没用过！乖乖，火星直冒！”
有时，老高的锅里浓烟滚滚，油煎味四下飞散，经过厨房的外国人有时探进小半个头，丢下一句：“BON APETIT！”后恐惧地离去；或是隔壁的门房老头勿勿进来，开开窗户，又勿勿跑开。
逢老高炖肉（大约三、四天一次吧），那就更不得了，整个一层楼都弥漫着诱人的肉香，这香味，在我生命中的那个时段，比法国女孩身上散发的香水味更有诱惑力。
顺便自我介绍一下。
我在法留学，与其说是留学，不如说是放假。但岁月勿勿，我也老大不小，假不能放得太长，且又要有意义。也就是所谓人生追求或人生价值之类近乎狗屁的东西。我背负着放假的喜悦和追求的困惑在这个美丽安逸的国家四处游荡了一年半之久。其间念了语言，念了时装设计；两游伦敦，和两个韩国女孩，两个中国女孩睡了觉；在巴黎的“丽都“形单影只不无凄凉绝壮地度过了自己28岁的生日，能想到的仅此而已，毫无心得。却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那是发生在公元2000年一月至2001年六月间的事。
七月初，我重新回到普城，暂时和老高同住在离普城大学几步之遥的大学城哈伯莱（RABELAIS）。记得窗外永远是一片无边的树林和草地，在普城七、八月间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凝视这片令人痴迷的绿色就几乎成为我唯一的消遣。鸽子们轻盈地在树叶间飞来飞去，扑打翅膀，追逐调笑，发出几乎令人窒息的咕咕声，它们同样无所事事，以消磨时光为乐。
那是一个思想真空的阶段，我没有思想，没有追求，似乎是在等待，却不知等些什么。对于那一阶段的生活，总觉得有必要写一写，不必太过详尽，事实上也毫无主线可言，正因为如此，叙述的切入点众多，才不知从何起笔。开始总是异常的艰辛，耗费心力，事间一切煞费苦心的经营皆逃不过这个因果循环。
开始吧。
2001年七八月间，我住在普城大学学生公寓哈伯莱，那是一座通身雪白的大建筑，座落在一片不小的绿地之中。远远看去相当不错，但身处其间却是出乎意料的纷繁、杂乱、肮脏。我觉得处身其中之人无不深有同感，然而，正如雨戈对我说的：这里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正是。放眼望去这幢大楼里的人来人往，皆出身于亚、非、拉三地，没有日本人，有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或来自法国贫困家庭的孩子，但终归还是中国人和摩洛哥人人数众多。
雨戈是一个法国学生，来自岗城（CAEN），在普大读生物。有一对爱尔兰人的绿眼珠，目光炯炯，喜欢谈女人…还有不喜欢谈女人的男人吗？雨戈对女孩显然没什么经验。虽说法国有一统计数字表明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在十五到十八岁之间。但雨戈，怎么说好呢？…往往最不懂女人的人才会像雨戈这般常常把女人挂在嘴边。
常常和雨戈同出同入的是永太，一个韩国留学生，在法六年，攻读欧洲历史，后来得知他已经三十八岁了，而当时他则说自己是三十一岁。
我和雨戈和永太相识是在大学餐厅，记得第一次谈论的时候是一个新搬来的韩国女孩，这个话题开得清风拂面。因为当时那幢大楼一段时间内谈论的都是那个韩国女孩。我只隐约记得有一次在楼道里和她打个照面，她有一对凤眼，其他就无深刻的印象了。在哈伯莱的那个暑假，女孩是驻守大学城的各国留学生永恒不厌的话题，我不能免俗只能非常有节制又不涉及自身地乱谈一通。
我和老高同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由于是暑假，经济上较宽裕的学生都外出渡假去了。渡假之风在欧洲如此蔚然成风，真是非得身处其中不能体验到。我因为六月中旬在南法一带游弋，同年四月和六月两游伦敦，算是提前渡假一个月。其实想想所谓“渡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无非和足球和跑车一样，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商业运作下的产物。况且如今再外出旅游，无论精力上和经济上都不允许。我是打着和老高一同打工这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来普城的。因为之前在巴黎和美芳碰面时，就听说达弥暑假会来普城作博士论文。到这个月的七月二十五日，就和达弥整整一年没见到了，我一度深信不疑，今生再也见不到达弥了，即使彼此倾心。一年前在普城车站相拥道别的情景太过完美，恍然电影情节中最华彩的章节，而恰恰也是电影结尾一样动人心魄——每逢触及此念，我就心如刀割，时逢旁边有人，就恶意开几个下流的玩笑，把自己的信誓旦旦掩示过去。
住到哈伯莱的第二个星期，也就是7月10日。我和老高开始在青年中心的招工栏找工作，由于没有车，农场又不提供住宿，工作的事一时间毫无进展。我的动机本就不纯，老高也是豁达之人，一时找不到，就顺其自然吧。
不是放长假吗。
于是我每天基本的生活程式是：早上九点左右起床，麻利地折好睡袋 ，把它“呼 ”地一声掷过尚自呼呼大睡的老高，落在橱顶。下楼到大学餐厅喝咖啡，吃牛角面包（这样一餐相当之便宜又美味），然后在杳无人烟的树林里散步步；中午之前回房间，和老高聊一下，吃中饭，中饭或者老高烧，或一齐到学生餐厅吃。午饭后，和老高聊天，午睡。然后又一人外出散步，七点钟左右回家吃饭，晚饭老高烧不是我狡滑不干活，老高说：你是客人，不要你插手！
晚饭后，活动内容丰富：中国人之间开始互相串门，算来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人际网络；或是各国人等聚到活动大厅，打乒乓球、上网、谈女人……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现在回过头想想果然单调，但当时却未丝毫感到厌倦。竟然坚持了一个月之久乐此不疲！
于是七月在散步、乒乓、聊天和伴随着经常的稀稀沥沥的降雨中悄然过去了。
八月的一天，正在臭汗和烟气冲霄中观看老高对老于的当日五番棋大战正酣之际，手机响了。佳丽出乎意料地打来电话。我略愣了一下神，大概五分之一秒的时间，头脑中某些僵化的部分就此渐渐重新苏醒过来，活跃的性暴力粒子和征服欲以一种堂而皇之又妙趣纷呈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同样的话对达弥大概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口的，即使同是讲国语。对不同的女孩讲风格迥然不同的话，达到同样期待的效果，这样事情年龄一大，就会变得明明白白，这就是所谓的成长。
“现在就想见你！”
话是够直白的！我为之愕然。
“现在你什么样儿，胖了吗？瘦了吗？”
得得。简直成了远房的大表姑。
“没什么大变化，还是很忧郁，剪短了头发，象个农民……”我也打趣地回答。
佳丽咯咯直笑，我也陪着傻笑，笑声如此之遥远，象另外一个我在世界的另一端发出的回声。屋内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