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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背包一放，就去打土坯，割苇子，用了十多天时间，修了两排简易的土坯房，学校就建起来了。没过多久，师成立训练大队，分财经训练班、医护人员训练班、政治教育训练班、预提干部训练班，共一千多人，又得修校舍，修礼堂。大家又开始背土坯。那土坯七八公斤一块，我先是背三块，然后四块、五块，最后背到了七八块。我的衣服磨烂了，背磨烂了，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就连路过那里的老乡见了，也不停地说，啊，尕尕的，亚克亚。我也不懂维语，就问是什么意思，别人就说，老乡是在夸奖你，说你人这么小，背这么多块土坯，了不起。
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就这样学习了三个月，我就到师医院当了一名护士。我我没有想到自己首先护理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有喝药被人发现的、有割腕的、有跳河淹得半死的，有在批斗审讯中被打破了头的、折了腿的、伤了神的，还有精神失常的……那情景令我十分害怕。有个人我还在护理着，就死去了。他是“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后被甄别出来了，但人已折腾得不行。我记得他整天就说那么一句话——啊，同志，我冤，我冤啊！我原是很怕死人的，那是我第一次离一个死人那么近，又是在晚上。耳边是其他病人的呻吟叫喊，远处是狼的嗥叫，狐的悲鸣，没有电灯，洋油灯的火如萤似豆，但我没有感到害怕。那死人怎么也不瞑目，我就一次次去抹他的眼睑。我给自己壮胆说，死人是什么？就是心不跳了，血不循环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五二年冬天，明六叔公到二十五师来视察，无意中问师长刘振世，我们那些湖南妹子在你们师工作怎么样啊？
很好，师医院还有个你们宁乡的湖南妹子，年纪不大，工作却很突出，也姓陶。
宁乡的姓陶，那是我们陶家大屋的。我听说我有个侄孙女当兵到新疆来了，不知道在哪个部队，她莫非就是我的满侄孙女呀？我骑马去看看她，怎么样啊？
好哇！
师长叫人牵来了马。明六叔公摆摆手，算了，这样太招人眼了，如果是我侄孙女，她也应该和别的战士一样，让她下班后来看看我吧。
那天下班后，医院的协理员对我说，陶护士，政委打电话，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那时，师政委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很大的首长了。虽然当时的官兵关系融洽得很，但师政委点名找我，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我去后，政委却不在办公室，只有一个年近花甲的军人在那里用铁勺掏炉子。见我站在门口，老人就说，你们政委不在，是我找你，你进来坐。
我坐好后，老人递给我一茶缸水，让我坐到炉火边来。老人已把炉火伺候得很旺。他和蔼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陶先运。
你爸爸的名字呢？
陶叔宽。
你还有两个伯伯吧。
是的，大伯叫陶伯蓬，二伯叫陶正九。
我一说完，老人就有些激动地说，孩子，我是你叔公啊。
这么近地见到亲人，我激动得不行，我用颤抖的声音叫了一声，明六叔公。然后说，我爸临走时给我讲过，说您在新疆当总帅，让我找您。
那你怎么没来？
我……我想和其他女兵一样。
好满运，有出息！
我前年曾回过陶家大屋的。
我听说过，是我爸用货车接叔公回来的。人家说你是将军，可连个警卫也没有。记得您到每家都看了看，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当时都还不清楚您是谁呢。
我是顺路回家看看，这两年家里怎么样啊？
还好。
你这棉衣看来不太合身，鞋子也不太合脚。
再长一长个子，就差不多了。
你现在做么子事呀？
当护士。
护士都干些么子事？
扫地，发药，倒屎尿，掏炉子。
这工作能适应吗？
能的。
我们爷孙俩用老家话谈了很久，然后，明六叔公摸着我的头，问道，孩子，有么子困难没有？
我像怕回答慢了似的，连连说，叔公，没有的，没有的。
是不是没有？有就跟叔公说。
真没有的。
今晚你就不要回去了，外面冷，有狼，我给你在师部找个地方住。顿了顿又说，先运，我明天上午给指战员讲话，讲完后就回迪化，我给你留个地址，有机会就来找我。完了，又轻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交通如此不方便，也不一定有机会啊。人生的路要靠自己去走。你比你叔公有出息。十五岁就当护士了，我十九岁才在黎元洪的都督府当了一名卫兵，二十岁时才一个二等兵呢。
过了两个月，明六叔公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支博士牌钢笔，鼓励我好好学习，勤奋工作。
事隔多年以后，我再追忆往事时，认为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纯真时代，每个人的心，都像深山里的泉水一样明澈，很少受私欲的污染。要是像现在这样，我就不会仍呆在这个边陲小城，早就升官发财了。但如果那样，我叔公也不会是人们心目中的叔公，我的内心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宁。后来想一想，也有后悔的地方，就是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时，我应该说想去读书。有了文化知识，我想我能为新疆多做一些事情。我当时年纪小，正是可以读书的时候。这要求在当时是不过分的。因为好多人都去农学院或医学院学习了，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
慢慢地，人们都知道我是陶峙岳的亲属了。这使我只能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我害怕自己给别人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我仍然和大家一样干活，并且争取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拾棉花，平均每天拾七十五公斤，给棉花打顶一天打十几亩。有好多人见我那样，就说，唉呀，你好傻哟，傻得不透气哟，你叔公是堂堂司令员，你不找他，到这里来跟我们吃啥苦哟。
六二年我第一次回湖南探家，爸对我说，满运呀，你没找叔公？我说没有。他说，孩子，你真不懂事。我说，他当他的司令，我当我的兵，不是很好嘛。
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么单纯。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也是这么单纯的社会。有些像什么乌什么邦似的，对，乌托邦似的。
一九五三年十月，我发现自己的津贴涨到了十八元，我问自己的钱怎么多了，人家告诉我说我提干了。不久，我就随招聘团去山东征招山东妇女入伍，以解决大批起义老兵的婚姻问题。二十五师征召了五百多人。但山东妇女们一到新疆，看到房无一间，瓦无一片，条件艰苦，又哭又闹，最后师部命令带妇女的同志必须和妇女一起下去，做她们的工作，直到她们安心为止。这样，我就到了连队。
而随着战士年龄的增长，我们在征召女兵时对年龄要求也不同了，十八九岁、二十三四岁的婚龄妇女占绝大多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工作非常难做。我当时才十七岁，我领着部分大姐大嫂们到了独立营。从此，我就一直在劳动一线工作。我靠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过“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等许多荣誉，并荣立过一等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因为明六叔公，我没能逃脱“文革”的劫难。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我突然被人抓了起来，关进了一个安了铁门，已变成地牢的地窝子里。造反派对我进行严刑逼供，让我检举明六叔公的罪状。我宁死不屈。
国庆节那天，他们把我吊起来，说，你今天如果再不交待，就别想活着从这地窝子爬出去。
他们把我一次次打得昏迷过去，又一次次用冷水把我泼醒。但我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那次毒打，使我昏迷了一天一仅才醒过来。我醒来后，浑身是伤，难以动弹，地窝子里没有一丝光线，如地狱一般黑暗。我想用死来抗争。但我又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一定要尽了力活着。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抗争，我死了，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就能轻易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我靠着这种信念，忍受了对我的非人折磨，熬过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黑暗的地牢时光。
十年浩劫之中，无论受到怎样的歧视和冷遇，批斗和打击，我都忍受着，以非凡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忍受着我经历的苦难。这些，在“文革”一开始就回到湖南，被有关方面保护起来的明六叔公是不知道的。
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明六叔公已于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