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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但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中包括了来自“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的短期资助，而墨西哥实际上无法使用这些短期资金偿付短期债券持有人和外国贷款。
我们的根本目标仍然没变：使墨西哥重组其短期和长期债务，实施改革以重建金融稳定，重新获得吸引私人资本的办法。依靠行政当局的权力采取行动，我们可以避免由于满足国会提出的各种漫无边际、名目繁多的条件而带来的问题。但是，就像根据以前的计划一样，墨西哥将必须同意进行与我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谈判确定的重大政策改革，其中包括推行更稳定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以及更充分和及时地通报其财政状况。墨西哥银行也必须为这些贷款偿付利息，并且在出现无力偿付的情况下，美国可以把墨西哥石油出口的岁入作为贷款抵押。
这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总统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几天前《洛杉矶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公众反对我们援助墨西哥的努力，反对者与支持者的比例为79％对18％。我提到了这些数字，并再次强调，我们的救援计划有不起作用的可能。以如此的规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谁都无法极其肯定地预料到将会发生的事。所有的选择都是坏的，但如果不进行干预，情况会更糟。
第一部 第5节
尽管反对的呼声加强了，但克林顿并未因此而犹豫不决，甚至比三个星期前我们首次和他谈这一问题时更果断。他说，“看吧，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克林顿不但敢于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在冒这样的风险时表现得如此镇静，这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像。利昂·帕内特后来也提到，克林顿好像很高兴能够为国家去做艰难而重要的事。
这次会议之后，我回到财政部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艾伦，总统决定第二天早上与国会的四位领导人在白宫进行讨论。因为做出这一决定时正值欧洲的午夜，我们没有时间与我们西方七国集团的大多数盟友磋商，提前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新方案。第二天，他们对康德苏不与其磋商就额外提供100亿美元的决定非常恼火，而我们也非常生气。这六个国家如此愤怒，以至于他们在正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表决中弃权。几天后，德国总理钱塞勒·科尔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时说，七国财长对我怒气冲天，我应该给他们每人送一瓶威士忌，与他们讲和。我虽然一瓶威士忌也没有送，但拉里和我通过打电话，通过一周后在多伦多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等，努力去弥补因没有事先磋商而造成的影响。关系得到了修补，这些国家最后都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
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着领导作用，在与有其自己议程和政治需要的主权国家打交道时，有效地发挥这种领导作用是有困难的。对我来说，这是首次处理与盟国间的这种矛盾。我从中吸取到的教训是，高度重视与其他国家合作，争取他们对我们想法的支持，这是国际政策的正确途径。因此，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与我们世界各地的同伴磋商，尤其是通过让拉里与其他主要国家财政部副部长一起开会的办法。
在1月31日我们宣布了“墨西哥二号”计划后，比索和墨西哥股市攀升了10％。巴西和阿根廷股市也随即跟进。但这一回升持续时间很短。未经国会同意，我们做出了美国政府自“马歇尔计划”以来最大规模的非军事性国际承诺。正如我们所担心的一样，一些国会议员对此非常气愤。而墨西哥市场由于认识到国会或许不会允许我们继续推进这一计划，很快又恢复了衰退。
一周后，在我到国会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两党议员们的怒火终于迸发出来。加利福尼亚民主党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质问，由于我们的救援而没有遭受损失的债券持有者们是否是我在“华尔街的哥们儿”。在听证室外，议员们的反应更加强烈。众议院的一些新当选的共和党议员试图找到一种未经国会同意禁止我们扩大贷款担保的途径。虽然金里奇个人对我们仍然表示支持，但他显然非常清楚当时的政治现实，表示他无法让议员们改变立场。
事后看来，我认为许多国会议员当时的态度可能是表示反对我们的做法，但实际上并不阻止我们。他们不想承担责任。一家报纸的文章引用了金里奇对帕内特说的话，“如果总统承担实施救援计划的责任，他将会在国会听到议员们发出如释重负的叹息”。议员们理解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但不愿意投票赞成这种措施。但即使是这种半心半意的反对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虽然在实际上并不阻止，但批评这项计划的做法造成市场担心该计划有风险，并发挥了与重建信心的目标正相反的作用，这有可能造成把纳税人更多的钱不必要地投入风险之中。
其他攻击确实是想阻止我们的计划而且做法非常卑鄙，特别是合谋在人格上对我进行诋毁。一个谣言说我在某地有一个存有墨西哥证券的秘密账户。一位来自得克萨斯州、名字叫史蒂夫·斯托克曼的共和党新当选国会议员发表了一个最卑鄙的正式声明，指控我有各种假公济私的嫌疑，要求调查我是否是出于个人利益而安排了这个救援计划。他说高盛公司曾为墨西哥一些国有公司的私有化承担保险责任，现在可能面临着赔偿受到损失的投资者责任。在1993年进入政府工作后，我在高盛公司的净资产已经转变为债务，而且我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了政府道德规范局的要求——支付了大量的钱——以使自己的立场保持中立，这样该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对我来说既没有利益也没有风险。
在我看来，这样进行攻击说明政治已经变得如此的丑陋和卑鄙。批评者们并不满足于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他们指责我的动机并断言其中隐藏着我的个人利益。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感到有些吃惊，反对的人居然用人身攻击的办法来处理政策上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认识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就是这样运作的。
2月，丹·泽利克就墨西哥问题所做的每日报告让人感到形势越来越暗淡。阿方斯·达马托现在无情地抨击我们的计划，说我们的做法“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障碍”。曾签署声明支持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鲍勃·多尔也开始改变他的立场，只不过静悄悄地行动。总之，政治局势看起来很严峻。
吉列尔莫·奥尔蒂斯2月初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华盛顿，与斯坦·费希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官员谈判该组织新计划的具体细节，同时也与拉里和他的小组就我们的双边计划展开谈判，该计划要求墨西哥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并提出了另外一些条件。与此同时，墨西哥市场还在动荡并继续恶化。奥尔蒂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就实施计划的条件和棘手的政策措施夜以继日地进行谈判，一直在想他是否能让国内正在遭受危机打击的公众接受这些协议。奥尔蒂斯脸色苍白，看上去筋疲力尽。就像风险对我们那样严峻一样，我们可以想像他对危机的感受。
从我们自己主要负责处理墨西哥危机的一些官员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我还记得当年在高盛公司工作期间，当亏损上升时，股票交易者有类似的紧张反应。与拉里一道主持美国与墨西哥谈判的杰夫·谢弗一度看上去十分沮丧，我对他说了以前我曾对股票交易者说过许多次的话：一千年后，现在处理的所有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告诉谢弗，他有杰出才能而且正在艰难的处境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也不会比这更好。我们要想方设法度过这一危机。
第一部 第6节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墨西哥的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塞迪略过去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墨西哥和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我们将要贷给他200亿美元的人，而且美国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人熟悉他。对于塞迪略会下多大决心推行该计划所要求的艰难改革，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需要确定奥尔蒂斯在与我们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所以，在与塞迪略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建议派拉里去墨西哥拜会他。塞迪略认为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