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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其中许多都与苏哈托有密切的联系。
1998年年初，第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计划显然已经失败，危机正在加深，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深切感受到了更好地理解印尼的政治状况的需要。除与政府内的外交政策专家进行内部讨论以外，我们还向其他人求助。拉里和我都认识亨利·基辛格，他悄悄地到财政部来拜访了我们。此外，保罗·沃尔夫维茨也到财政部来进行了长谈。他是前美国驻印尼大使，后来成为了小布什政府国防部中的二号人物。拉里和我都和李光耀这位创建了新加坡的强人谈过话。李对地缘政治和文化事物有很深的了解，并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对东南亚进行过很多思考。尽管他早年曾支持苏哈托，但他已开始怀疑苏哈托是否会采取振兴经济所需要的措施。因此，李对印尼的未来非常悲观。他担心由于印尼衰落的经济所导致的种族冲突和政治动荡会具有溢出效应，导致这一地区华裔和非华裔的冲突。
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来向苏哈托转达进行自主改革的必要性，其中包括1月8日克林顿总统的一个电话。而苏哈托觉得他已经成功的管理了经济25年，因此来自他的回应并不让人乐观。克林顿鼓励他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而苏哈托指责外国“投机家”打压他国家的货币。克林顿要求苏哈托打击腐败，并具体提到了他儿子的银行重新开业的事，这位印尼领导人就把自己隐藏在法律技术术语后面。这位强有力的独裁者说他对这件事无权干涉——这件事完全取决于法庭。
我们的下一个行动是派拉里到雅加达去亲自与苏哈托会面。他们两个人在总统的宫殿坐在一起会谈了一个小时，但平常并不沉默寡言的拉里几乎插不进话。他后来这样对我描述到，就像一场棒球赛，他只得到一次上场击球的机会，而苏哈托却打了9局。下一个到雅加达的是米歇尔·康德苏，1998年1月15日他成功获得了苏哈托对第二个加强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签署。有一张臭名昭著的照片，画面上康德苏双手叠抱着站在那里，目光从苏哈托的肩膀上方看着他签署文件，在许多批评者看来，这个画面典型地体现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苛条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看到，许多国家决定着其自己的命运，在缺乏对改革的真正决心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任何人所能做的又是多么少。苏哈托在许多问题上都同意了严格的条件——从政府的丁香垄断到飞机制造。他还承诺保持对货币政策的严格控制。我很怀疑这个计划是否能比第一个计划更有效。苏哈托并没有做任何事来表明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但形势足够令人忧虑，因而即使一个不确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他的设计和往常一样，如果苏哈托不继续改革，其政府就不能得到大部分资金——但比没有好。
这一计划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某些外部批评者认为，西方只是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来把我们自己的自由市场政策偏好强加给印尼，而无视政府自己的关于什么样的政策最好的观点。另外一些人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关注信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遵循的是金融市场的奇思怪想——可能完全无用甚至起反作用——而不是关注基本问题。如果市场想要印尼人穿蓝衬衫，那蓝衬衫就成了恢复信心的关键吗？
我的看法是，市场总体而言倾向于关注真正的经济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有时会夸张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另外一些时候则可能忽视这些问题）。在印尼这样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可能会过于关心某一种象征，如某一特定垄断的结束或某个腐败官员的解职，但这些象征可不仅仅是蓝衬衫而已。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与重要的基本问题如垄断、腐败、管理不善以及脆弱的金融体系等有关。
在印度尼西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许多变化都超出了其通常擅长的汇率、利率和政府财政领域的范围。回头看来，许多有关的人都同意，条件太多，涉及的领域也太宽。指望政府马上解决这么多问题是不现实的，且可能妨碍对最急迫问题的关注。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或其他外人并未梦想采取最富争议的结构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采取“饼干成型切割刀”式的方式而经常受到批评，忽视不同国家的不同特点。在这一案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条件是受到许多印尼官员和世界银行的看法影响的，官员中包括很受尊敬的经济学家韦吉奥·尼提撒斯特罗，苏哈托让他负责谈判。
但和第一个计划一样，金融市场似乎对苏哈托能否遵守诺言没有信心。与此同时，暴力的蔓延和对政治崩溃的担心使资本外逃进一步恶化。许多商人关闭其企业和工厂并逃走。在宣布的前一天，卢比与美元的比价从7300比1下跌至1月23日的15450比1，印尼已处于超级通货膨胀的边缘。
第二部 第33节
但苏哈托并不实施改革，而是继续寻找另一条出路。他提出的一个想法是“货币局”制，即一种通过将印尼卢比与美元挂钩来阻止卢比下跌的机制，从而使印尼的货币政策放在自动驾驶档上。但这需要经济前提：充足的外汇储备、真正坚持健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健康的银行体系。因为中央银行将不再能为有问题的银行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即使是具备经济前提的国家，这种制度也很难维持。我们担心，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汇率问题，可能只会让苏哈托的亲信获得一个在这一安排崩溃、卢比进一步下跌之前把资金逃到国外的机会。
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苏哈托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并未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解决方案应当是提出某种苏哈托确实赞同、也能安抚国际市场并劝说印尼人将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的方案。在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时，财政部与其他在这个地区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紧密合作，他们与印尼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2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与苏哈托——据报道，他对自己的内阁说，他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经济计划——打交道的巨大困难，当时他正式提名B· J· 哈比比为副总统。作为苏哈托的忠实亲信，哈比比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而他如今看起来是在苏哈托总统离任后的当然继承人。某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要以此表明，苏哈托下台只能使情况更糟。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吉姆·斯坦伯格说，也许我们应当和印尼的改革派力量接触，以免苏哈托真正下台时这些力量把我们当成敌人。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苏哈托的关系及其有效性，一旦泄露就可能使局势更加不稳定。
记得在2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厄斯金·鲍勒斯的办公室里说：“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来让那个家伙明白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找一个苏哈托会认真看待的人。那次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沃尔特·蒙代尔去印尼。让蒙代尔对苏哈托说些什么的问题再次表明，要平衡金融市场和其他利益考虑是多么困难。财政部的看法是蒙代尔应尽可能坦率地对待苏哈托，告诉他如果不认真考虑经济改革的话，他的政府不会有什么未来。国务院担心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要放弃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的支持。苏哈托被认为是惟一能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外交政策团队还觉得，如果坚持要他满足严格的条件，他可能会变得敌视美国。在处理与危机反应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复杂性。劝说国家采纳良好的政策并改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这样做会触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困难更是大增。
我们非常努力地就蒙代尔的说辞进行谈判。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苏哈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改变政策，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效。戴维·利普顿是蒙代尔之行中我们的联络人，他在飞机上准备经济方面的说辞。蒙代尔自己接过去之后，蒙代尔表达敏感观点的方式之巧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蒙代尔告诉苏哈托克林顿并不想用别人取代他，只是想帮助他的国家做得更好。如果他进行合理的改革，我们将会极力支持。除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外，蒙代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