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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的世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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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权力要集中得多。若非麻烦出现,首席执行官几乎总是与其公司的董事会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即使在后者执行监督职能的时候。与政府相比,公司花在应对媒体上的精力要少得多,这方面的例外也是出现在有相关问题产生的时候。关于政治、自己的同事和竞争者,一位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可以更加畅所欲言——至少在合理限度内。对公共部门而言,这种较简单的模式也许有时看上去很有吸引力。但在现实中,一个现代民主政府所处的环境具有某种固有的、非同一般的复杂性。把政府改造得更像公司,这可以提高(决策)程序和具体操作方面的效率,但那种固有的复杂性会依然存在。  
  哪些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本届政府中完成而实际并未完成的事项?当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主要想到的是拥有广泛基础的医疗保健改革。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仍然是市场和非市场力量的混合物,效率低下,使许多人并未得到充分照顾,同时,相对于我国的竞争伙伴,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要大得多。本届政府刚开始时,我也持有这种一般见解:医疗保健改革的前景看上去不错。大选(结果)为改革提供了某种授权,而公众和国会也普遍支持改革。  
  我本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此事,但在我们全面的医疗保健改革尝试失败后,我带着这样几个观察结论结束了对此事的参与。最为根本的是,此项努力涉及面广,要在一个占国内生产总值14%的领域进行重大政策调整,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医疗改革极其难以过关。着手进行的公共政策规模越大、内容越复杂,可能受到伤害并因而形成反对力量的特殊利益集团就越多。 
第二部 第12节 
  就医疗保健改革而言,一些庞大的势力集结起来反对此项努力,其中许多都在现有安排中拥有既得利益,并为挫败总统的改革尝试而花费了数千万美元。一个事例就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规模巨大、花费达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运动,反对改革计划,而改革者却缺乏为回击这样一场运动所需要的资源。这些广告不以事实为依据。某天深夜,在杰弗逊寓所的我的房间里,我打开电视,看到一则“哈里与路易丝”系列广告。我们的提议可没有那么说啊,我自言自语道。但这些广告却非常有效。  
  与此有关的政治也非常复杂。在成为财政部长前,精明老练的劳埃德·本特森一直担任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主席,我认为他的这番话非常在理:我们的政治体系简直不可能同时处理总统提出的赤字削减计划和医疗保健改革。此外,过了一段时间后,从事医疗保健改革的同事告诉我,他们曾预期共和党人在改革初始阶段会提供某种支持,但这种支持并未出现。两党中的某些成员“你来我往”,公开表达对医疗保健改革的支持,而不是协同工作,通过相互让步达成某种为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结果,观察这一情形简直就是研修一门有关政治现实的速成课。我从中得到的教训是:政治与政策同等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政治(策略)无效,政策——无论相关决定明智与否——就无法实施。  
  就成功实施医疗保健改革而言,还有另外一些不利因素。例如,有些人提出,改革计划本身太过复杂或本质上就是错误的。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我认为,从许多方面看,该(改革)提案的根本取向——强调市场因素——是合理的,但各种各样的具体条款值得商榷。  
  我觉得自己能够对其中一个因素进行评判,那就是在我看来存在缺陷的白宫内部(决策)程序。在决定了该政策的宽泛轮廓后,总统设立一个计划,由希拉里和伊拉·玛格齐勒主持,后者是一位才智横溢、富有工作激情的管理顾问,与总统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学生时代。但此举——为医疗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规定一个提交法案的期限(100天以内)——可能是不现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医疗保健涉及政府国内事务的众多领域,但至少在临近结束之前,本届政府中的重要参与者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这一程序而对决策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经济工作组成员也属于这些人之列,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同意(改革的)总体取向。结果,其全身心的支持对(改革)至关重要的那些人时常感到自己有点被疏远了,因此,他们的合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例如,劳埃德·本特森一度指出,他无法得出成本估计数,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被充分告知相关信息。另外,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实行的那类决策程序不同,(白宫内部就医疗保健改革所运用的程序)没有使各种争论和批评意见暴露出来。  
  当然,医疗保健改革的程序有另一个复杂因素:第一夫人亲自主持。在小石城,在本届政府正式就任前的过渡时期,当选总统问我对此事——让希拉里领导医疗保健改革特别工作组——有何见解。我告诉他,我赞同这个想法——她精明能干而且显然非常了解这个问题。随着我在过渡时期里对希拉里开始有所了解,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她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白宫管理,这种想法可能由于我从未失去的某种感觉——与她相处非常融洽——而增强。当时我没有领悟到,总统夫人这一身份会使她担当的角色变得异常复杂。尽管有其所有的政治智慧,总统显然也未领悟到这一点。在与一位总统的家庭成员打交道时,人们往往言行谨慎,不那么直截了当。此外,此种假定通常会使上述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质疑:(克林顿)总统的一位至亲拥有某种不公开的、属于他们日常生活范畴的交流渠道。  
  有意思的是,与人们的某些印象相反,希拉里容易为责问和争论所左右。例如,我们中的一位成员一度开始相信,从财政和经济角度考虑,一个有更多限制、较少花费的一揽子补助金计划更为可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希拉里也认为,一个较为全面的一揽子补助金计划是值得的,但她还是倾向于彻底公开这个问题。某人建议,各个立场的拥护者中的行家通过辩论向总统陈述自己的见解。她同意了,接着就是在罗斯福厅举行的一场拥有几十名听众的辩论会,整个辩论坦率而充满活力。遗憾的是,这场辩论会的细节被泄露出去,出现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头版上。泄露消息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害——对内部交流以及对一届政府实施政治战略的能力——是华盛顿生活中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而且几乎永远无法知道——而不是怀疑——谁是泄露消息者。  
  在政治上以及在本届政府内部,医疗保健改革在本届政府的第一个半年里——这半年通常被认为是实现重大目的最佳时机——与经济计划竞相争取相关资源,接着又在1993年下半年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竞争。在经济计划于那年夏季通过以后,总统必须就此做出决定:优先考虑医疗保健改革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两线作战会分散我们用于政治行动的资源,从而造成某种更大的风险,即两者都会遭遇失败。9月初,经过我和麦克·麦克拉逖的安排,总统在白宫官邸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沃伦·克里斯托弗、劳埃德·本特森和我都赞同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放在首位,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惟一真正的机会,因为随着中期选举日益临近,通过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贸易提案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小。希拉里和伊拉则赞同把医疗保健改革放在首位,既是旨在保持势头,也是由于选举同样也会给医疗保健改革造成某种麻烦。回过头来看,双方都是正确的。总统决定: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一”的原则来继续进行有关工作,并继续在医疗保健改革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努力,直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医疗保健改革能够获得最优先地位为止。在我看来,这似乎既是一个好的决定,也是运转良好的白宫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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