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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另一项规则就是：谈论政策，而不谈论政治。我希望实质性地——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权威——参与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怎么也没有资格进行政治预测。如果某人问我，本届政府获得（国会批准）、重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回答说，我们最终会成功，因为道理在我们一方，接着我会陈述我们的理由。如果这有时使我成为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嘉宾，那也罢了。我回避那些最具好斗性的谈话节目——他们主要关注冲突和各种预测。我发现，与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事情类似，只考虑眼下正在从事或准备的工作，你在电视上就表现得更好。我并不预先准备答案，因为那看上去很做作，会削弱接受提问并对之做出反应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电视访谈节目的全部要点之所在。相反，我这样进行准备：以在电视上产生好的效果为准来着手拟订自己要发表的见解。我通常发现，这种准备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考虑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要点，这常常迫使我设想相反的观点以及自己立场中易受攻击的薄弱之处，这有时使我更清晰地通盘考虑这些立场，或者甚至使我对之加以改变。华盛顿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政策都是在演讲撰写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同样，我发现，在我准备电视访谈节目的过程中，我的政策考虑有时也受到影响。
就应对文字媒体而言，我在第一年里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刚开始拜访报纸的编辑委员会时，吉恩会与我一同前往。我们会一块坐在那里，我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回答。吉恩接着会修正我的答案，指出，我的实际意思与我刚才所说的略有不同。回想起来，也许在当时在场的记者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但他使我意识到我的回答如何可能在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从而的确有助于我学会（该）如何回答问题。
吉恩还使我认识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何可以转变为某种有所助益的象征。吉恩曾对一位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记者提到，在没有任何紧急问题需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也经常放弃预先安排好的与总统的见面。我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非一定要出席吉恩为克林顿就各种会议和采访进行准备而举行的背景情况介绍会。吉恩是适当的人选，而总统完全有理由让尽可能少的人列席。我并没有遭排斥的感觉。相反，我认为，总统的这一决定——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个人士向他进行背景介绍——充分反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但吉恩讲述的“放弃与总统的预约”的轶闻产生了显著效果，因为他与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白宫人士争夺权力和“（与总统）见面机会”的陈词滥调形成对照。随着这一传闻重复出现在其他报道中，他有助于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创立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方面试图达到的目标。
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职位或接近总统的机会来努力推进我个人的设想，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我总是尽量公平对待持相反观点者。即使当我单独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我也会特地提到，虽然我的见解是X，但鲍勃·里奇的看法是Y，而劳拉·泰森的看法则是Z。有时，当我定期与克林顿会面的时机来临时，我会请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让他们亲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华盛顿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能否在某一总统任期内具有影响力，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以及是否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我发现，不抓住一切可能的“（与总统）见面的时机”，我反而更具影响力。我向同事们灌输某种协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识，以此规劝他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程序内展开工作，并且最终也增强了自己在总统那里说话的分量。
正如1993年制定经济计划时所表明的，这类协同工作极大地有助于政策形成、有助于赢得政府内部人士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另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例涉及我们当时如何处理与日本的贸易谈判。我们经济工作组的成员有各种观点——尽管所有人基本上都信奉贸易自由化。某些人持有一种极端观点，他们认为，在没有极其严重的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永远不会开放市场、迎接美国竞争。持另一种极端观点的是一些更加教条的自由贸易者，他们认为，我们与日本的贸易赤字更多地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低储蓄率）造成的，而且，无论怎样，我们获益于（来自日本）的进口品。我则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设有严重贸易障碍，这对全球贸易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支持为撬开日本市场而采取强有力的举措。但好就好在，在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人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公平机会。这不仅产生出较好的决定——因为权衡了所有观点，而且使参与者与这些决定利益攸关——即使存有保留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投入到了决策过程中。这意味着，在1993年的西方七国集团东京峰会期间，当就贸易问题的争论达到白热化时，本届政府用一个声音讲话，支持采取强硬立场。一位内阁成员向国内报告了与日本大使的一次谈话。这位大使说，就以前几届（美国）政府而言，日本官员能够与（美国政府）官员交谈并确定后者之间的分歧，这种做法当时有助于日本就自己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克林顿领导下，没有出现分歧，本届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严密遵守已经做出的这个（贸易政策）决定。
？？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认为，在某些领域，内部自由讨论不会具有建设性。政府内部某个人偶尔会建议就美元政策或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关利率的决定进行讨论。我能够说服其余的人，使他们相信，我们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决策程序不应适用于这两个问题。如果外界得知我们的强势美元政策或体现美联储独立地位（的那些决定）将会经受内部讨论，那么，人们的信心就有可能动摇，市场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其他人（对这两个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也许就需要以某种不那么声张的决策程序来对他们进行讨论，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政府开始时麻烦不断。在整个第一年里，媒体密切关注这些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应：200美元发型、开除旅行办公室雇员、白水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也许完全反映了白宫组织、纪律方面的缺陷，但在我看来，整个报道内容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混乱似乎被严重地夸大了。
第二部 第11节
因为我所感受到的肯定不是什么混乱。相反，在本届政府的最初几个月里，我发现人们卓有成效地协同工作。我过去常常提到这一点，但其他人会盯着我看，仿佛我来自另一个星球似的。人们显然觉得，在处理对外联络、媒体事务以及政治关系方面，白宫的组织工作不那么有效——尽管拥有非常优秀的高级人才。但就我本人所经历的而言，我还真不觉得大部分这类问题的确存在。克林顿办事拖拉、喜好公开讨论，这些风格以及他在职第一年里所表现出的其他一些特征给人们造成某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