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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伦堡从桌旁站起，有气无力地背着手在屋里踱步，尔后他站在密的、玻璃上用纸条贴成“米”字，防止玻璃被爆炸气浪冲破，碎片四处飞溅。他叹了口气，痛苦地说：“我更喜欢您了，施季里茨。好一个坏蛋！总而言之，一切的确如此，我们，上层人把国家输掉了。您衬权有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行自己的权力。走吧，在艾希曼那里为我找出一个聪明、不幸并且已经绝望的犹太人。他必须在蒙特勒同瑞士的犹太教牧师接头，并作为我的私人代表同瑞土前总统穆吉接触。在您向我报告‘他准备行动，如果他出卖我们，我就自杀’之后，我将告诉您，他要去做一笔什么交易，开的是什么价钱。绕这么个弯子您有什么想法？”
施季里茨站起来，懒洋洋地说：“嗨，希特勒！”
……缪勒迟钝地盯着施季里茨，满面愠色。
“是的，”他终于说话了，“您正确地看出了我的每一步棋。我的确已开始行动。是的，我的确同舒伦堡就协调某些步骤达成了协议。是的，我的确准备好可以在近期内同杜勒斯的人做交易的案卷。是的，我的汉斯的确要向我报告您的一举一动，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在您去做舒伦堡吩咐的事情时不要被舒伦堡收拾了。所以您别着急，施季里茨，不要着急！而且不要想在鲍曼面前暴露自己，象在我面前一样。咳，我和舒伦堡必须去判断别人的想法。鲍曼没有这种能力，因为他从未做过实际工作。发号施令很容易，执行命令却很难。”
缪勒站起来，走到保险柜前，拧开厚厚的柜门，取出一部卷宗，放在施季里茨面前。
“这是卡纳里斯将军的案卷。别去管方法上的混乱。这个不幸的人是个不可救药的怪人。但这里所收集的东西将说明我希望得救的原因。我指的是美国人同俄国人的厮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我们继续存在。看看吧，我相信您就象相信我自己，看看吧，对此您应当有所了解。”
“接近白宫的情报来源通知我，早在一九四一年夏季．罗斯福总统就下令组建战略情报局。这是负责收集政治情报、进行反宣传的组织。
“该机构由五十八岁的比尔•；约瑟夫．杜诺万自责。按照罗斯福最初的设想，战略情报局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杜诺万最终使战略情报局从军队中分离了出来。
这件事的主持者是胡佛总统系统被人称作“蛮子”的共和党人，即“铁腕”人物的崇拜者五十八岁的杜诺万；他是执政的罗斯福民主党的公开反对者，这位爱尔兰天主教徒就其性格来说是一个否认任何权威，当然不包括自己的权威在内的叛逆者。他是一位百万富翁，一位为华尔街无冕之王们效劳的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被任命为战略局局长后，“蛮子比尔”立即和罗斯福的一位亲信——戏剧家罗伯特•；舍尔武德发生了冲突，此人是总统的所有讲活重点的起草者，所以也是被派往“局”里的第一个人。
任何主张都是在负责日常事务者的影咱下在实际中得以贯彻的，往往修改甚至是最好计划的人并不是提出设想的人，而恰恰是那些负责把设想变为事实的人。
根据罗斯福最初的没想，战略局应隶属陆、海．空三军联合参谋部，但作为曾获美国三次最高奖赏、参加过第—次世界大战的元老杜诺万，竟然能使战略局与陆海军脱离了关系。
杜诺万是一位卓越的战术家，他擅于玩弄手碗，他把许多出身于西点军校即被认为量陆军系统的干部军人搜罗到战略局——这种做法稳住了将军们；然后“蛮子比尔”又把战略局的大门向“文职人员”打开——这些人是代表行会和银行利益的。因为美国早有这么一种惯例，即学校的财政资助通常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行会，而学校则须以科学研究的成果来偿还这笔资助，因而各最有名望学府的名教授和工业、财政界的领袖都参加了战略局。
当杜诺万把忠于自己的人组成的参谋团集中到自己的周围后——最初其中有名的人物有“美国钢铁公司”的代表路易斯·里姆、夏威夷的资本巨头千万富翁闽毙勿阿捷尔顿·理查尔茨、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弗顿·罗杰斯、纽约银行家詹姆斯·瓦尔布格，——战略局局长说：
“朋友们，要着手做任何一件工作，都应该弄明白，我们想看到一个什么结局。如果看着国务院官僚们的眼色行事，我们将寸步不前。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不仅要了解罗马，曼谷和柏林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为美国所需要的秘密情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德国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杜诺万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我唯一的遗憾，”他在小范围的朋友们中曾多次说过：“1918年我在俄国，在我们的远征军团服役时，那时过于年轻；我们那些蠢人竟然想入非非——布尔什维克眼看就要自己垮台，——可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己垮台的，如果当时我有权大干一下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把克伦斯基送回彼得堡。”），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情，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杜诺万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斯大林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希特勒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西点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谢尔曼·肯特和埃弗区·基尔克帕特里克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杜诺万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而惯充当国内秘密部门太上皇的胡佛，对于全部国外活动被来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抢走一事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即便说成立工人处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仅有军队还有纽约参议员华格纳·罗伯特作靠山的赫别尔·勃兰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他的庇护人杜鲁门参议员论证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请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国家机关就够了！可他竟任命了一个犹太法学家阿瑟·戈德堡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祖辈是从俄国到我们这里侨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