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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正好面对着格地罗拉酒店。
“你打给谁了？”我问。
“办公室。”
“噢，你都问到什么了？”我其实并不想了解这个，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这么问。也许这跟我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是同一个原因。
“这是我的工作。以后我可能得管这件事。我需要……你知道……这个小女孩……是否……”
不是太糟，只是有点儿令人生气。“我知道，”我说。我探出身子，轻轻吻了她的唇，防晒唇膏把她的嘴唇涂得又滑又亮。“那你问到什么了？”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想知道答案，却还要问。我说服自己我只不过是出于好心：劳伦想找人谈谈。
“眼下发生这些事，他们不知该从哪着手。但由于上次发生的事——你能想像到——他
们非常，非常小心。虽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们像对待重案一样处理现场。小女孩的家人都很合作。到目前为止，案发现场还是被保护得很好。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当然，她是指与上次案发现场一片混乱相比，这次要好得多了。上次出事的那个美丽的金发小公主以前还常常穿着迷人的牛仔装，跳着唱着到我家来。
“警方怎么说？这算是诱拐吗？”
“有些证据证明是诱拐。但有些又证明不是。”她环视四周，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我们讲话，然后把自己稍高的嗓音降低了几分贝。“现场没发现什么危险物品，也没有字条之类的东西。没人打电话来索要赎金。也没发现强行入室的痕迹，但有些血迹。”
“多吗？”
“好几滴。我电话里就问到这些。已经是第三第四手资料了。”
“她会不会是自己跑了呢？”
“看上去有可能。警察正在联系她所有的朋友，恰逢学校放假，难度不小。她有些很要好的朋友都出城了。”
“但她的家人觉得她可能是自己跑了？”
“我想是的。显然，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之前这个小女孩的情绪有些起伏。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
问下一个问题时，我无法正视她的眼睛。我用手把前一个人撒在桌上的盐推向一边，堆成一个由钠组成的小斜坡。“他们把地下室没人去过的房间都检查过了吗？”
几年前另一个小女孩的尸体就是这么被发现的。在阴暗的地下室里一间很少使用的房间。她父亲悲痛至极，找到她后，把她的尸体抱上楼，所有人都看见了。
“查过了，至少查了两次。这次的情况不同。好像说房子很漂亮，但没有那栋宽敞气派。只有一间小小的地下室，还有一间跟我们一样的小房间，底下就是铺管道的地方了，他们都查过了。”
“两次？”
“三次。”她苦笑了一下。
“谁查的？”
“我办公室的人，安迪。”
“警方有谁查了？”
“一大队人马。萨姆和露西也去了。”
“萨姆肯定不高兴。他以前从不用管这码事，还因此而洋洋得意。”
“我觉得没人会高兴，”劳伦说。“记者们见人就问，他们只能把路都给封了。你知道每个侦探都会被人仔细观察，就像在显微镜下似的。”
或是在麦克风前。“贾里斯·斯洛克姆也去查了？”
她一把握住我的手腕，打断我的话。“宝贝，我们在度假。别再说这些事了。”她拿起了手机。“我想打个电话问问格雷斯在滑雪学校怎么样了。我是不是很疯狂啊？”
“你是个母亲，可以得到特许。”
她打了个电话。格雷斯在滑雪学校挺快活。这个并不让我感到吃惊。随着她慢慢长大，我对她越来越了解，也从中得到了许多快乐，我发现我们的小女儿能很好地克服困难。
劳伦合上手机。我问，“你体力还好吧？”这是我用来询问劳伦多发性硬化症的问法，较为安全与直接。凭我以往的经验，在这种难得的好天气，滑几小时的雪后，她的腿就会变得跟煮过头的芦笋一样。我们已经一路爬上山，滑了几小时的雪。
对劳伦来说，这已是相当大的运动量了。
“我很好。我要脱掉这些靴子，吃饭时把腿抬高。这样会好些。”
我信吗？不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下山去吃。你知道，我们明天还可以滑一整天。星期二上午也可以。今天不必那么急。”
“我很好，艾伦。我要赶在雪被别人滑光前到巴彻勒峡谷的顶峰试试。我喜欢那儿。”
我只能跟她争，但无法说服她。饭店里的食物被摆成了一长排。我站起身，“你歇会儿，我去拿点吃的。你要点什么？”
两天后，星期二，我们很晚才吃完早饭，之后便开车下山回博尔德了。
滑雪让人感到愉快。与往常不同，劳伦滑雪时精力充沛，这也算是赐予她的节日礼物吧。而格雷斯则在滑雪学校一直待到星期一下午，现在她已经可以——从水平长十一英尺、坡度为两度的斜坡上——像扫雪机一样慢慢滑下来。我跟劳伦兴致勃勃地花24。95美元为格雷斯刻录了一张DVD，庆祝她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中午的韦尔山口并不很拥挤，艾森豪威尔隧道入口处的交通情况越来越差，但还算不上瘫痪。我们是在分水岭的东侧。我吃惊地从后视镜中看到那些大卡车似乎就要失控了，因为它们从坡度大约有七度的山顶公路上开下来时，气闸就已烧坏了。
格雷斯和劳伦从科珀山一路睡到戈尔登山。
在我们滑雪的四十多个小时里，我成功地避开了——几乎完全避开了——媒体对小女孩圣诞夜失踪案的大肆报道。劳伦告诉过我一些新消息，但由于我的努力，在我们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我对传出的新消息几乎一无所知。
对于这点我很得意。
但当七十号州际公路开始沿着弗兰特岭变成弯道时，当丹佛城区冬天棕色的薄雾开始在远处出现时，很显然，短暂的假期就要结束，我不得不正视现实了。我关了奥蒂斯·雷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灵魂乐歌手。的CD，调到KOA台，这是丹佛市的一个调频电台，它有足够强的功率把模糊的信号送到弗兰特岭山麓小丘的缝隙中。没过多久，我便听到了一则最新消息——“博尔德悲剧事件的最新消息”——这让我明白那个叫马洛里·米勒的小女孩还没找到，博尔德的警察还是把此案定为“失踪案”，而不是“绑架案”。
过了十五分钟，我的车开在九十三号高速公路上，正要进入科尔克里克峡谷，小女孩的父亲威廉出现在电台中。这是现场直播！他请求女儿回家，请求绑架她的人放了她，或是两者都有。他对女儿说，不管怎样，问题总能解决的。
他的恳求让人心碎，但我没有听全。我被某个东西分了心：他的名字。
老天，我想，我在博尔德认识一个名叫比尔·米勒的人。
8
详情总免不了会被泄露出来。
我通过和劳伦的谈话又了解到一些事。虽然她在新年假期结束以前都不用回办公室，但还是每天都和同事保持联络。根据她的说法，在起初关键的那几天，负责调查此案的侦探内部分成两派：一派相信马洛里是自己跑掉的，而另一派则认为她是被诱拐的。这么一来，舆论也自然分成了两派。
警方内部也流传着不少谣言，劳伦发现，大多数人认为是马洛里自己跑掉的。
电视及报纸对背景信息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一小时接一小时。与披露的极少数事实真相相比，背景信息太多了。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四千名记者、摄影人员还有制片人是不可能搞错的。
真的是这样吗？
马洛里和她的爸爸，还有十二岁的弟弟里斯一起住在希尔第十二大街。米勒一家人分居两地，妈妈在孩子们很小时就从博尔德搬走了。警方已经找到她，但发现她对女儿的失踪不能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她似乎连媒体都躲过了，这真够叫人吃惊的。
人们对圣诞节晚上发生在米勒家的事知道多少呢？
圣诞节晚上，马洛里一个人在家。他们一家本来是应邀去朋友家吃晚饭，但后来马洛里说肚子疼，所以就只有米勒先生和里斯两个人去了。米勒先生本来也不打算去，但马洛里坚持说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没问题。
米勒家里的物证有些反常。靠近后门有扇窗，既没窗帘，也没上锁，但米勒一家说这窗一直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