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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他的政治行为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气质，做事情很生猛，不留情面，不按官场规则行事，其实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他深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他大胆进行机构改革，用公开民主的办法，选拔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调整政治结构，改变政治生态，由一个人的战争变成一群人的战争。他不总是强硬，遇到地方实力派人物，他也会权衡利弊，也会选择妥协。有人给他送钱送物，他不会当面给别人难堪，或具名交到纪委，而是精心挑选第三者还给当事人，极其委婉地表达他的意志。
有人说，吕日周是“官迷”。
有人说，吕日周在“作秀”。
吕日周在官场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议论。比如“官迷”。吕日周的官运一直不佳。当了六年原平县委书记，好不容易提拔为朔州市市长，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不到一年就免了，调到省体改委任正厅级副主任，半年后任主任，一呆就是十年。这十年他没闲着，一直在努力工作，同时大量著书立说。据我观察，他有很高的政治抱负。对于他来说，可能不是简单的“官迷”问题，只不过胸怀经邦济世大志却屡屡受挫罢了。
我的问题是，谁进入了官场不想进步？谁不是“官迷”？“官迷”是个贬义词。我想，问题
不在于是不是“官迷”，而是为什么要当官，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手段当官，怎么当官。他知道官场隐忍和韬讳的重要，但是他时间不够，而且他是那种锋芒毕露的人，“隐忍和韬讳”不是他的风格。
关于“作秀”，不仅山西有这样的看法，京城一些人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搞“广场对话”，“变上访为下访”，每年下访农村农家、工厂企业一二百天，甚至为了绕开“接待”骑自行车下访，凌晨六点讲党课，等等，三年坚持不懈，撵得长治官场鸡飞狗跳，纷纷效仿。据我了解，其实这是他任原平县委书记以来一贯的做法。这些如果算是“作秀”的话，时间也太长了，成本也太高了。起码跟我们经验里的“作秀”不一样。比如，他完全可以像一些人那样，逢年过节带着点钱和电视台记者给贫困农民和下岗职工“送去党的温暖”。
对新闻媒体开放也是他“作秀”的证据。我去长治考察，特别关注了“舆论监督”问题。这也是新闻媒体第一关心的问题，“公开”是社会公正的前提，是执政党改善执政方式、建立合法性的前提，当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不过我注意到，新闻媒体关心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动机，就是不少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心中憋了口气，借钟馗打鬼。我换了一个角度认识。
我认为，吕日周对新闻媒体开放长治一举两得，对内可以改善政治生态，勤政廉政，简洁明快地处理各种社会危机；对外可以建立长治开明、进取的政治形象，引起社会的关注，进而吸引投资。这种做法比那种花大把的钱请记者和名人办活动，写吹捧文章，树立城市形象要高明得多；比有些地方一有批评就恼羞成怒，围追堵截记者，甚至把记者投进监狱好了不啻几千万倍。
吕日周也有不足之处，一些报道也谈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最后想说的是，一个人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吕日周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及目前刚性的制度约束下能建立一个制度理想国出来，他不过是一个有良知、有抱负的“第一把手”，利用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三年进行最后的拼搏，虽然也不是没有失误，经常“有失分寸”。我的结论是：吕日周能够在山西勉强生存真是奇迹；长治老百姓摊上个吕日周真是运气。
最近听说吕日周要被“提拔”了，我不禁轻轻地叹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纵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云人物，能像吕日周这样全身而退者几稀？
吕日周的价值是什么？
作者：徐冰
匆匆翻完了《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月）一书，心中有些须不平静。对于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的言与行，此前也有所闻，按照常理，重读这些已有所耳闻的言与事，本不该有这样的心理波动，但我还是忍不住波动了。
这是为何？
平心而论，《长治，长治》一书所包含的东西，并不新鲜，但是，平实的文字中却蕴涵着一股悲愤的力量，不时的拍案而起也无时无刻让人看到了一个正义的化身。
厚厚的一本书，３０多万字，也许我应该从中更多地悟到点什么。可是，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力不能及。我所从中看到的，就是一个正义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
可假如退一步讲，有感动、有震动，不也就足够了吗？作为一本书，其目的不也就达到了吗？
我们无法对一本书要求更高的东西，就如同我们对吕日周一样。
近一个时期以来，媒体对吕日周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使如我这样的平头百姓知道了吕日周这个名字，也使吕日周的所做所为，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中。在一篇旧作中，我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我们这些百姓来说，吕日周让我们看到的，不在于他的什么经济改革实验，也不在于什么政务改革，实际上，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义的化身，一股正义的力量。而我们老百姓之所以记住他吕日周这么个人，也实在是因为他说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
到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上述看法。
当然，从这个角度看，吕日周实际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提出来了。比如，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是以“人治”搞监督；比如，说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等做法是“做秀”，是新的“形式主义”。
对于这些看法，我也认为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我要说的却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现实中，吕日周不这么干，你又能要求他怎么干？舆论监督，如果吕日周不批示，长治的报纸敢点名批评副市长？如果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是“做秀”，那么，他坐小轿车下乡又是什么？
不错，吕日周的高“见报率”，的确使他暴得大名。可以想象，对于许多做官者来说，受到媒体如此追捧，那是多么“难得”的大“馅饼”呀。可是，如此令人眼红的大“馅饼”，为何偏偏砸在了他吕日周的头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吕日周的这本书中。在《长治，长治》中，俯拾皆是的是吕日周访贫问苦、嘘寒问暖。就一本书来讲，遍地是这样的内容难免给人重复的感觉。而对那些“不服气”的人来说，在“自述”中浓墨重彩地写这些，也难免授人以“做秀”的把柄。可是，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狭隘”的“常人”思维，难道我们不承认，这些，就应该是一个市委书记做的、就应该是一个共产党员做的吗？
一个“人物”，总是有他的“局限”的。吕日周也当然有他的局限，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很多人都看到了。可是，很多人看到的局限，到底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
就拿舆论监督来讲，的确，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说白了就是“人治”。长治的大小媒体之所以“敢”那样猛暴头头脑脑的光，就是因为有吕日周他这个“一把手”在后边“撑腰”。可是要看到，“一把手”说了才算，大家就听“一把手”的，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只有长治才有。从这里，说吕日周式的舆论监督是“水货”没有错。但是，能说这种“水货”式的舆论监督是吕日周的局限吗？吕日周这样一级干部，这样一个“聪明”人，难道就看不出这种监督的重大缺陷？
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么，我们只能说，吕日周之所以这么干，是不得已。
近来不断有各地的“一把手”出面鼓励舆论监督的消息。对此我们应该怎么评价呢？赞同，那还是等于说是支持“人治”；反对，那不等于连最后一点正义的力量也要抹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大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舆论监督是“水货”，可如果我们站在现实的角度，我们能这样说吗？
我们反对“一把手”撑腰的舆论监督，因为这的确是“水货”；我们更期待有“制度”保障的舆论监督，因为这才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常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