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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话反映的问题看，最当紧的是三个派出所办公场所的建设问题，我们现场办公决定市里拨款50％，另一半自力更生解决。其他问题，由市里有关部门与县共同研究，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
我两年多以前就给平顺设计过蓝图，但这里的干部受习惯思维的影响，还是一门心思地“要”。
2002年9月7日的《上党晚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报道了平顺县多年来养成了伸手要的毛病，凡事都向市里、省里乃至国家要钱。虽然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详细统计出平顺总共要了多少钱，但无论是上级部门还是平顺的干部群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确实要得不少。
在平顺，民间流传两种“说法”：一个是，历年来平顺要的钱能用百元大钞从平顺到北京铺两行；另一个是，平顺要的钱足够从平顺到太原修一条高速公路。
读了这篇报道后，我当即批示：平顺县委要开展一次“反伸手要，去动手干”的讨论活动。
9月23日，平顺县委书记杜保和就他们反思的结果，给我写了一封信：
吕书记：
近一个时期全市开展的“反要”大讨论，找到了平顺“病根”。抓住平顺贫困的“症结”，透视平顺，会诊平顺，对治好“要”病，拔掉“穷”根，是一剂良药、一副猛药，平顺受益无穷。
一是我们四大班子成员深刻反思了“等惯了，要馋了”的根源和危害，每人找对策、定目标。
二是在县、乡、村三级围绕“反伸手要，去动手干”，开展“要钱与挣钱”、“依靠与依赖”、“苦熬与苦干”、“输血与造血”、“机遇与待遇”、“人才与钱财”、“扶持与自立”等系列专题大讨论，找问题，查根源，论危害，强责任。
三是针对平顺“条件难改、贫困难变”的惰性意识进行剖析，使大家对贫困现状知羞、知耻、知改。三级干部切实转变作风，振奋精神，变单一走上头为走外头、走下头并举。争取上边的，贷出银行的，引来外地的，筹措民间的，盘活闲置的，清回外欠的，加大各类资金的投入，全面实施人才战略，挂靠战略，品牌战略。
四是把来自各种渠道的资金用在刀刃上。我们制定和出台了审计制、报账制、公示制、责任追究等制度，对挤占、挪用、截留、贪污、私分各类资金的行为和现象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
五是更新条件观、市场观、环境观，全力发展绿色经济、矿业经济、旅游经济。在工作重点上，集中打好干部转变作风、扶贫攻坚、村通水泥路、招商引资和财政增收五个硬仗；在结构调整上，培育6个销售收入超亿元的标志性项目，发展10个绿色农业和10个潜力工业项目，通过改制和资产重组、盘活20个停产半停产企业。自逼加压，自逼奋进。全县上下人心思变，人心思干。
我们决心以这次大讨论为契机，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放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基点上，做到群众的精神状态最好、干部的作风最硬、经济发展的环境最优，把平顺建成全省花椒大县、山水风光旅游大县，全市无上访县，真正把平顺的事情办好，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平顺人民的期望。
杜保和
2002年9月23日
我为平顺干部的觉醒高兴，你们找到了平顺县为什么“虚心不进步”的根源。说实在的，这种精神上的振作，比给钱或要钱都珍贵。我们希望有外援，更需要有骨气。党员就是要挺直腰杆，理直气壮地带领群众干，而不是要。否则，这个手伸到哪一级是个了，伸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够呢！我认为保和同志的作风，也是对话对出来的效果。于是我马上在他的汇报材料上批道：
保和同志的汇报很好，好就好在能正确对待公开批评。现在党内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倾向是好人主义的庸俗作风严重。不敢批评，不能在思想上分清是非。近三年来，我们不但采取具体措施大力带头、带动大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把批评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化，开展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一定效果。在此基础上，又在沁县开展了“捉懒”和在平顺县开展了“反要”活动，进一步推进公开批评。其他各县，都要实事求是地开展这样的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接受通过舆论监督的各项监督，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人民的批评活动中，进行自逼加压。
平顺县的“反要”取得成果，2002年10件实事圆满完成。县财政收入增长1000万元，增幅是历史上最高的。
长子街头为村干撑腰
国家干部有很多好处，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干，他还能想办法调到别的地方干。农村干部就不行了，他在自己的身上烙了个“农”字，怎么干也脱不开“村”缚。这些人肩挑着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多少谋私的条件，只靠觉悟或者良知为老百姓办事。有的地方穷，村干部不好选，就用抓阄的办法，谁抓到谁当干部。有的地方甚至还选不出村党支部书
记，一缺就是几年。我们说关心群众，农村干部就是最优秀的群众，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的默默奉献，我不敢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2001年5月，我骑自行车下乡，走到长治县北郭村，见有一家人还在田里播种谷子。我从田间路过，问其中的长者：“你觉得农村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老人说：“干部难当，村里不本分的人多，经常闹事，找干部的麻烦。”随行的同志怕他替干部说情，问他：“你当过干部？”老人说：“我一辈子是个庄稼汉，我是看干部太可怜。”我听懂了他的话。我父亲当过村干部，农村工作得罪人多。父亲在外惹了人，母亲就把家里鸡下的蛋拿去赔情，求人家谅解。
中午时分，我们在群众家吃饭，卸任的老支书来找我，想说说农村干部的苦情。这位干了21年农村工作的老支书，由于身体原因，去年主动让贤。村里的变化，老百姓都说是老支书干出来的。
他说：“我得为村官说句公道话。如今是商品社会，一些人为了鸡毛蒜皮的一点小事，动辄就要干部赔钱，凡事都用钱说话。花钱总得有个原则，有个说法吧。干部能有多少钱？他总不能老拿自己家的钱办大家的事吧。吕书记，你也要大力支持那些好干部！”
我明白了，这位老支书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对村干部严格要求多，但支持力度还不够。他又说：“村干部在乡里挨骂，回村里受气，到家里老婆埋怨，真叫难哪！市委要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
我听这位老支书说话，就像学生听老师讲课，也像下级听上级指示。什么叫指示？上级布置的任务叫指示，老百姓需要我们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指示——人民群众的指示。我们不能只执行上级的指示，而不管老百姓给我们做出的指示。“大力支持好村干部”，“给村干部说句公道话”，这就是老百姓的指示，我们必须听从。否则我们就是老百姓说的那种人，上身穿棉袄，下身穿裤头——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
在长子县骑车走了很多村，群众说冷存蔬菜卖价好，听说固益村正在盖冷库，我骑车前往。在那里，河南来的“包工”介绍说，冷库投资者是这个村的原任支书，叫申贵堂。他本来干部当得挺好，为群众办了很多事，村里变化也特别大，但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不少人，村党支部换届时，他干脆辞职不干了。自己投资盖冷库，主要是解决当地人储菜问题，也为了让群众多赚几个季节差价的钱。他建的冷库下边储蔬菜，上面是宾馆。
在工地转了一圈，“包工”把我领进工棚休息。工棚低矮、简陋，我尽量弯身侧腰，还是沾了一头草。我坐在只有草没有被褥的床上，“包工”从漂着灰尘杂物的水缸里舀了一碗水，递给我，我接过碗把水喝了。他望了我好半天，然后笑着说：你怎么和村支书申贵堂一样？我也笑着回答他，25年前，我也是个村支书。
“包工”话题一转，又说这个原任村支书了不起，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