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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扔下您,离开一切。不,我不离开您,永不离开。无论如何也不离开。我一见到某个人,一见到您,我就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想念您。但并不一直在想。我常常什么都不想。确确实实一点也不想。零。我差点离开人间,差点不情愿地死掉。有时感到巨大的失望。有时,我什么都闹不懂,既弄不懂这个世界,也弄不懂别人,弄不懂我自己。空空如也。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望。
“这没什么。会过去的。来吧!”
回来了。我回到您身边。我不离开您,不离开任何人,倒是别人很快就厌烦了。被迫留下,什么都想要却又什么都不能要,这,他们受不了。要什么?不知道。您说:“可您到底要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也是为了您才留下的。
我给您寄信。寄了许多信。这是一种怪癖。由来已久。七岁左右开始的。我给独自住在甘冈那幢房子里的路易丝写信。我给那个曾外祖母写信。我不知道写什么,但信是这样结尾的:“你的曾外孙。”这让人笑了。不是我笑。我不想把这个“孙”字写错,但没做到。我继续写。后来,我不断地写,尽管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给谁写信。不给任何人寄信。后来,我刚好碰到了您,遇到了您的这本书,《塔吉尼亚的小马群》,就在康城的那个套间里。我开始给您写信,每天好几封,不可能有回信,直到有一天,您说:“来吧!”那意思是说:我倒要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一直给我写信的家伙,谈论起我的书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让他来吧!
我来了。
然后便留了下来。
您很快就说:“怎么摆脱扬?这是不可能的,我不恨这个家伙,遇到这么一个人是我的命。他留下来了,什么都不干。一个傻瓜。没有任何尊严,我把他赶出去,扔掉他的手提箱,他又回来了。他留下了,一言不发。”
您无法摆脱我。我也摆脱不了您。我试图出走,但又回来了。就这样。就是这样。
是的,我在那儿是为了记录您说的话,让您写作,而我却一言不发。您在创作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故事,而我却什么都不懂。我就是因此而留下的:不让您停止写作,让那些字落在纸上。但愿这些书能写完,献给所有的人,献给所有的读者。他们还不知道这本书正等待着他们呢!
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我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不把自己当作您,当作杜拉斯。不,这个名字只属于您。您很孤独,孤独地生活在世上,孤独地写作。您什么都不需要,不需要我,不需要任何人。然而,我留下了,我还是留下了。我就这样留了下来,既无法避免,又似乎偶然。“一个祸患,”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假如您留下来是为了钱,我先告诉您,扬,您将一无所获,毫无所获。甚至都没必要抱有希望。”
不,我没有任何希望。不希望得到钱。什么都不希望得到。只希望看到您。您依恋着我,我依恋着您,“建立一种愚蠢的、荒谬的联系,没有意义,毫无意义。”您这样说。毫无意义,是的。然而,它却存在。什么东西存在?它之所以存在,好像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一种不可能做到的证明,永远有待于证实,永远有待于检验。而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证明。是的,我们知道这一点,只有文字,只有真实。这种真实总想来到我们之间,有时它也存在,具有一种难以保持的魅力。所以,应该置之不理,应该相爱,更爱这个世界。它回来了,它在那儿。文字的真实。
文字的真实(2)
11
那是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您躺在圣伯努瓦路寓所的床上。
您死了。
雅米娜 · B合上您的眼皮,用一条布带把您的头包了起来,想让您的嘴巴合拢。雅米娜是个阿尔及尔来的医生,和我们呆在一起一年了。她负责给您看病。
整个晚上我都躺在您身边。您抓着我的胳膊,揉着我的胳膊,您还有不少力气。您抓着我的胳膊,我躺在您身边,一动不动,让您抓着我的胳膊、我的手、我的肩。我知道应该这样,我知道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这就是您能做的一切。
您不说话,闭着眼睛。
晚上,埃尔韦 · 索尔教授来了。他说您马上就要死了,在几小时之内,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小时。毫无疑问。“没必要去拉埃内克医院了,她呼吸没有痛苦,没有脱水,用不着对她进行抢救。”
他留下来跟我呆了一会儿。我们谈起1988-1989年间在他工作的拉埃内克医院进行抢救的那九个月。那时出了奇迹,生命复苏了,您回到了人间,完完整整,脸上挂着微笑。这次,奇迹不会再出现了。他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
我回到您的身边,伸出胳膊,把手递给您。您抓住我的手、我的胳膊,躯体的其他部分一动不动。我躺在您身边,没说话。我知道您已经听不到什么了,只有胳膊和手对您来说还有点意义。我知道您已经死了,但心还在跳,必须等到心自愿停止跳动。六点左右,我决定回自己的床上去躺一会。我离开了您,让您躺在您自己的床上。灯亮着,门开着。也许是一声呼唤,一声叫喊。我不知道。我睡着了。八点左右,我听到雅米娜来了,我不想起来,我想雅米娜会比我先到的,我让她去。我完全相信这个女人,她已经学会爱您。我试图重新入睡。我想长时间地睡一觉。我迷迷糊糊,听到了脚步声,然后是雅米娜的声音。她在我房门口叫我:“快来!”
我明白了。心跳停止了。您真的死了。永远死了。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自古就有,并将一直存在下去,世界各地到处都会发生,每一个人都会轮到。那个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左右,这件普通的事发生在巴黎的圣伯努瓦路五号,发生在您自1942年起就住在那里的那个套间里,发生在那个房间里,那个书房里,那张年轻的寄读生睡的小床上。是的,那天,这事发生了:您死了。
2月29日,您就与我告别了。当时我在伽利玛出版社,在大厅里。我忘了去那里干什么。雅米娜打电话给我。我在任何地方她都能找到我。她说您不好了。我立即明白了:情况严重。我知道雅米娜之所以这样通知我,是因为情况真的很严重。我回到了圣伯努瓦路。
您半坐在床上,靠着枕头。您看着我,我发现您马上就认出我来了。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我也拥抱着您,笨口拙舌地说:“您为什么说这样的话?您要去哪?为什么要说永别?”
您没有回答。您继续看着我。您知道我已经明白您要死了。我知道没必要撒谎、骗人、说笑话。我从您的目光中明白,没必要再坚持下去了。我沉默着。后来,救护车到了。早上,当您出现轻度昏迷时,雅米娜就叫救护车了。她已经发现问题很严重,叫了救护车,我则坐在我的手提打字机上。医生们进来了。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我说没必要送她去医院了。他们说,确实没必要了。
就这样,您一直坚持到星期天上午,坚持到八点钟左右。心脏真的停止了跳动。您无法制止死亡,我也无法制止死亡。我让您死去。您很孤独。我陪伴在您身边。您抓住我的手,又往上抓住我的臂,抓住我的肩膀,您紧紧地抓着,我感觉到您的手抓着我的皮肉,我知道您还不知道是我,是扬跟您在一起,躺在您一动不动的身躯旁边。您双眼紧闭。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一切都无济于事,除了等待那件事,那个词:肉体的死亡。为什么会死?为什么1996年3月3日的那个星期天死神落到了您头上,落到了圣伯努瓦路?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任何话可说。只需证实死亡。心脏已停止跳动,所以不可能再活着。已经死了。您已经死了。独自一人死了。可以说,独自一人被死神带走了,而我还活着。
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立即想到要安排殡葬,随后,通知您儿子。“你母亲死了。”我不能这样说,我还不能说这句话。我打电话给您儿子的父亲迪奥尼斯 · 马斯科罗。
我现在觉得,真正的永别并不是在2月29日,不是那天,而应该早几天。那时,您的身体尽管很虚弱,但情况稳定,料不到您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