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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武汉一带爆发了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的战争，黄安县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还缺乏游击的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都能得手，但已迫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得以占领了大片乡村，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张继升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伍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派去了徐向前担任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农民暴动。徐向前教给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卓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节节胜利，人数迅速增加，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两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到赵新民到来时，张继升所率的这个由一个游击中队发展起来的团，已拥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关枪四挺，是红四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团。
赵新民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无论在理想主义的北大课堂，群情激昂的“五四”街头，还是在莫斯科现实的生存训练，血腥的上海地下活动，赵新民都从未仔细想过，他所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会与农民和农民战争有着怎样的联系。苏区的一切就像苏区的空气一样，让他倍感新鲜。
红军官兵都是一样的服装，分不清哪一个是长官，哪一个是士兵。军官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起，待遇也完全平等，彼此互称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
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遇到情况就集合行动。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枪支，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这个区的独立连。各独立连的优秀分子又经常补充到更正规的红四军中去。
红军与苏区百姓的关系也形同鱼水，红军队伍在沿途村庄休息时，农民们总是兴高采烈的准备好茶水，送给战士们解渴，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围拢过来，拉着红军战士问长问短亲如家人。
红军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正的穷苦农民，而且多不识字。“什么是共产党？”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与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所提到的“劫富济贫”“均贫富等贵贱”并没有多少区别，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有界定。赵新民这个新来的政委，最初还想引经据典的纠正一下，但愈解释，士兵和民众愈感糊涂。最后也只好沿用这样的解释，反到动员起部队和民众来更行之有效。军队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工作，一切都紧随战事的发展而发展，与众多来自城市知识阶层的中共党员一样，赵新民也是在战争中体验着战争，在不断的牺牲中学习着如何生存。
鄂豫皖苏区由鄂豫及豫皖交界县份的两个小苏区组成，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县的一些乡区，另一块则以金家寨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交界县份的周边乡间。
为打通鄂豫和豫皖两块苏区的通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军对驻守黄安、苏家埠等重要县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主动的进攻。赵新民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八年的戎马生涯。
驻守黄安县城的有一个师的兵力，师长梁冠英。红四军按计划扫荡了城外敌军的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内。红军围守黄安四周，等待城内粮食耗尽，敌军离城退却时，在野外予以歼灭。
红军数量比梁冠英多出一倍，常可以分出半数的兵力，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他们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里的敌军曾数次出城抢粮，但红军已在城外坚壁清野，而如果敌军一旦离城稍远，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红军并不禁止百姓进城出城，捉到的敌军官兵，仍然放回城去。红军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而投降官兵将受到红军优待，不愿从军者，还可给路费遣送还乡。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月，敌军果然粮食耗尽，乘夜向西南突围。红军早获情报，追击迅速，梁冠英师几乎全部被红军俘虏。张继升和赵新民所率的第十八团，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十八团所俘虏，只有师长梁冠英只身逃脱。
此次战役，红军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枝，整个苏区为之振奋。
一九三二年初，红四军再接再厉，渡过淠河，围攻苏家埠。与黄安如出一辙，敌军放弃野外，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驻有陈调元部的两个旅，红军仍旧围住苏家埠一点，断绝敌军粮食供应，并消灭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援军。
此次战役敌军出动了飞机，经常有几架飞机从武汉飞来轰炸红军的阵地。但红军在苏家埠四周修筑了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飞机轰炸并没有防碍红军的行动。敌机也常向苏家埠空投食品，但为数很少，而红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空投的物品经常落到了红军的这边。
苏家埠守军被围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红四军以全力向敌军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分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不得不开城投降。
苏家埠战役，红四军战果辉煌，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五千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苏家埠守军，投降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五百枝。苏家埠一战总共缴获枪枝约一万五千枝，等于红四军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红四军连夺两城，震动南京，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嫡系部队围剿红四军。
趁红四军主力尚在苏家埠一带，汤恩伯部第二师由河南许昌、信阳，向潢川集结，准备乘虚进袭鄂豫皖苏区的首都新集。
红四军迅速移师西向，两军主力在商城附近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一经接触，汤恩伯部匆忙就地散开，抢占附近的高地。红军原就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短兵相接的肉搏，敌军阵营已呈动摇。红军攻势再接再励，敌军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红四军两倍，部队装备也远强于红军，但作战意志却远劣于红军，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败，一部据守公路两旁太平天国时就留下来的水寨，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杂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敌军溃败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丢弃到水塘和水田里，以求迅速逃离火线。红四军此役俘获敌军人枪各两千，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战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至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鄂豫皖苏区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苏区人口达到二百多万，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钱。红四军与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组成了红军第四方面军，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和数以百计的机关枪。
赵新民曾与当地的老农聊天，他们都觉得，苏维埃与他们从前所见到的造反，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确有显著的不同，比起一九二七年的闹农协也有进步。现在苏区一片兴旺景象，发展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但他们所担心的，是红军的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多少年，天下才能太平。
经历过漫长岁月和无数变乱的这些老农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一九三二半年五月，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二十倍于红四方面军的约五十万兵力，进剿鄂豫皖苏区。
得着了以往的教训，国军这回不再冒然孤军深入，而是多个纵队齐头并进，步步为营。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红军即使突破其先头部队，仍为敌军后续部队的火力所抑制。
国军稳扎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