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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守灵人而言，他的文字只可能是为了祭奠。那是属于血泪、死亡与哀悼的，可我们却从河清的作品里看出那么多明媚的光芒，那么多热切的期望。如果说一个守灵人应该做到沉寂与漠然，那么河清远远不够合格——他早已超逾了哀悼者所必须遵从的禁忌，而表现出新生命的天真与欢快。或许他在心痛地看着他热爱的文化走向没落的同时，心底也暗暗祈祷着它的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守灵，正是对这种绝境中的亡灵的召唤，召唤着曾经的辉煌的回归和升华。这种召唤在辽远的中国上空飘荡了十年之久，在一个又一个苦难的倾听者的耳朵里艰辛生长。
胡河清的死亡景象在后人的怀念与书写中显得很是传奇。1994年4月19日的深夜，据说是风雨交加，又逢上停电，他寓居的小楼漆黑无尽。某一瞬间，一种致命的虚无感袭上这个早已沉迷于绝望而无法自拔的男人的心头。一阵精神的裂痛之后，他终于无法控制生的意念，而选择向着坚硬的大地回归式的一跃。这一个决绝的动作，终结了他34岁的尘世生命。再往上追溯五年，是诗人海子的北中国卧轨与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三年前，是诗人戈麦的圆明园自沉；一年前，是诗人顾城新西兰小岛的杀妻后自尽。。。。。。在一系列死亡事件中，胡河清用他悲怆的容貌与残破的肉身构筑了一个令人惊悸的文化句点。此后，我们再难听到有哪个生长着诗人人格的的生命因不堪承受灵魂重负而殉死的消息。当然，这不是件坏事。再壮观的思想图腾，也不应以毁灭人们活着的自由为代价。但同样不可否认，也正是某一类人的死，才会赋予贫弱的思想以更高贵的意义。于此，十年生死的茫茫之后，我们再回望河清遗留的足迹，或许在那凌乱与萧索之下，会有别样的灵光。
河清生前的身份，说得上是个文学批评家。于世俗层次上讲，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职业。在人情世故和坊间的潜规则的逼迫下，批评家们的立场稍不独立和坚固，便可能流变成〃文学表扬家〃或〃口水先生〃。作为真正的批评家，或套用韦伯的话，以批评为志业的人，必须据守着一种足够强劲的人格，还有与之相形的合理的批评资源，再苛刻点，甚至还要加上对文学以致是对生命与存在的激情。以此来论观河清，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于第一条上，他是伶俐的大上海里顶级的笨人，虽然和气洒脱，却有些不谙世事，而在写作中，对某些观念的坚执上，却近乎于任性了——他的人格是绝对独立的，这到了最后，似乎是致他于绝境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他的批评生涯，更是激情漫漶：这表现于他，不是对黑暗的声嘶力竭地呐喊，而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生活的持续不息的热爱，这种爱是沉静而默然的，却如酝酿于地下的火山，迸发在他的文字里，便是为我们所熟悉亲近的灵动。在他的批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枯燥的学术名词，而代之的，是那透着人情味的大白话。那其中更不乏感性的流淌，竟让人疑似他将理性的评论写成了小说——这的确给人以剑走偏锋的危险。他委实是偏执的，对学风的偏激流传至对世道和生命的印象上，给了他激情，也给了他死亡的渴望。
我最关注的，是河清的批评所依托的资源基点。这可以从他解读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时说起：〃《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幼年失母，心灵深处有着难以愈合的隐痛，而外在的生活考验对于他这样一个体质瘦弱的小男孩来说又是极其严酷的。他所承受的精神和体力的重压，完全可以压垮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但黑孩却支持下来了。他的生命力坚强得简直就像入水不濡、入火难焚的小精灵。这主要是因为黑孩的内心有一个美丽的梦幻世界，这使得他超脱于恐惧、忧虑，以及肉体的痛苦之上。〃在他看来，所能对苦难世界构成抵抗的力量的，不是那些嘹亮的口号和显赫的主义，而是一个孩子的心灵与他美好的想象。他自然知道，这种批判的伦理工具所具有的力度是弱小和虚幻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无法渴求的。但他还是相信，相信生活的温情能抵制荒寒的肆虐，相信基于人性的正常爱心能战胜时代的荒诞。这是他的一厢情愿，而这种一厢情愿导致了他的精神的审美化。他论汪曾祺的文字，也表明了这类心迹：〃汪曾祺并不希望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重返，却想让古典趣味的中国文人的艺术化人生能够继续下去。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已经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唯美主义意境。〃这种审美化的思想最终化解在人生里，如他论王国维和钱钟书时所言：〃王氏（王国维）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钱钟书在对人情的激忿与对宇宙之‘悲智'上均不减于王氏，但幸而他似乎有一种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的形相的特殊本领。〃比起王国维的愤恨不平来，钱钟书多是调侃戏谑。王国维的〃苦求乐土向尘寰〃在钱钟书审美的眼神里，不过是痴人妄念。审美的冷酷中，理想国与灰烬无甚区别。河清的钱钟书论据说是唯一受到自负的钟书老人激赏的著作，但他终究学不来论主的洒脱。他最终以弃世的形式背叛了这个以潇洒著称的形象。
用审美精神来概括他的批评观，是很无奈的做法。当我们虔心默读他的文字，可能会发觉他竟然没有一个稳定的立场。对各个作家读法的相异，在我看来却是河清于人性的磨砺和体验的深化或失落。结合起作品的不拘形式，可以说他是将批评当成了另一种写作。福柯的话评价他来再也恰当不过：〃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过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批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惟有这种激情澎湃的文字才能描述出河清的风格。河清的确是很少妄下评判的，多数文论的结束，他总是一种和气的商谈式的口吻来勉励所批评的作家，仿佛与朋友的书信末尾的那种刺激性的问候。这种对独断的拒绝，也可以体现他的审美精神的追求。
可这个天才还是离我们而去了。他像王国维一样，期待着乱世里的一片冰清玉洁的乐土显现。他终于不能将审美发挥到人间的极致，将那纷乱的硝烟视作家乡黄昏时升起的宁静而温暖的炊烟。少年的成长历程，决定了他永难走脱苦难的心理桎梏。他毕竟不能将心化作冰冷的石头。喜欢〃满天风雨下西楼〃的决然的人，是不可能在冷漠的压制中生活长久的。而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文章，需要将性情分裂成两块，他无法做到。朱大可老师回忆到：到了白昼，河清看起来像是恢复了生命的信念；在那些没有尽头的长夜里，他必须承受黑暗、孤独，丧失爱与生趣的虚空。就是这样的分裂致使了他的绝望。同为绝望者，他没有像朱大可那样抉择逃亡。他知道，地理上的逃亡只能使我们不去看那些为我们所蔑视痛恨的事物的横行，这些事物没有消失，我们又不能学会遗忘。逃亡者可以冲出目光与肉身的束缚，或始终逃不出灵魂的末日判决。
在《灵地的缅想》的序言里，河清说要为中国文学守灵。〃自从选择了文学作为职业，我就开始预感到，我的一生恐怕是同文学难以分手了。当中国人文文化传统越来越悲壮地衰落，我在大江南北的许多朋友也相继离开了文学。但我却愿意像我的一位老同学说的，做一个中国文学的寂寞的守灵人。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等到那血色黄昏的时刻，兴许连我也不得不离开这一片寂寞的方寸灵地。〃对于一个守灵人而言，他的文字只可能是为了祭奠。那是属于血泪、死亡与哀悼的，可我们却从河清的作品里看出那么多明媚的光芒，那么多热切的期望。如果说一个守灵人应该做到沉寂与漠然，那么河清远远不够合格——他早已超逾了哀悼者所必须遵从的禁忌，而表现出新生命的天真与欢快。或许他在心痛地看着他热爱的文化走向没落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