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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3年7月《故事会》创刊之时，全国也就独此一家故事期刊。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也屈指可数。可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直到九十年代，在短短的十年间，故事类报刊却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上海滩上就有了好几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故事类的报刊。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这种报刊还在增加。
《故事会》在神州大地独领风骚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这是《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和编辑们始料未及的。
编辑们怎么能不感到吃惊呢？仅从1984年下半年的统计，全国故事类刊物已多达六七十种。除此之外，故事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即从刊物向着报纸延伸。《中国故事》《故事世界》《故事大王》《故事林》《故事家》《外国故事》《古今故事报》《今古传奇·故事版》等等，这些新创办的故事类报刊，让人顿感“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全国故事类报刊的迅猛发展，使《故事会》的编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说明由他们所亲手编辑的这本刊物，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努力，不仅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在全国的期刊同行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事这种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在高兴的同时，编辑们又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刊物。如何在此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如果说上一次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及其期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争夺读者抢占市场的话，那么，这“第二次浪潮”则是直奔主题，出现了“弟兄们”毫不客气地与《故事会》分割“蛋糕”的局面。
“故事”本是同根生，手足相煎何太急？
然而，市场是无情的。《故事会》巨大的发行量，在诱惑着新故事类报刊不断诞生的同时，也使一些处于困境中的期刊纷纷改变办刊方针，经过改头换面，向着故事类期刊靠拢。
这些从故事的母体中所衍生出来的刊物，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令读者眼花缭乱。
读者将如何选择？
老牌的《故事会》很有可能要遮蔽在这一片新生的故事丛林。
《故事会》的编辑们面对着如此多的“亲兄弟”，该怎么办呢？
经过反复的思考，编辑部形成了一个共识。在这场新一轮“亲兄弟”之间的竞争中，印数是要追求的，因为印数的萎缩就是市场的萎缩。但是，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编辑，决不能把印数当成包袱来背，以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忙乱中乱了自己的阵脚，丢掉了自己经过艰苦摸索而形成的一套切实可行的办刊方针和编辑方法，以至于不顾自己刊物的特点，盲目地去追求、模仿所谓的畅销作品，扔掉了自己多年以来生存的根基。与此相反，《故事会》应该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刊物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刊物要想得到发展，就必须得有自己的根基，就不能做墙头上的草。一句话，要把自己的“根”留住。
什么是《故事会》的“根”呢？
何承伟认为，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故事会》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作品的口头性，要便于老百姓记忆和口头流传。
这，就是《故事会》的“根”。
留住了这个“根”，《故事会》就能成长。
离开了这个“根”，《故事会》就会死亡。
通过前一阶段的实践，《故事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明确的办刊方针，力争将她办成一本新时期的口头文学刊物。因此，《故事会》的“根”，简单地说就是她的口头文学性。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尽量做到让读者看了一遍就能记住，并且能够很快地复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口语化的问题，同时还涉及与口头传播相适应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这就要求刊物所发表的作品尽可能地从内容到艺术与故事传播者的思想和艺术口味保持一致。
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是要真正做到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一样，与其他的文艺形式相比，口头文学有它独特的长处，同时又有它与众不同的短处，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个“长”与“短”之间的关系呢？
何承伟对编辑们提出，《故事会》的艺术风格就是要使所发表的作品，节奏明快，情节凝练，生动活泼，亦庄亦谐，易记易讲。
人生最强大的力量都是对手给的，对手有多强，你就有多强，或者比对手更强。《故事会》在新一轮分割“蛋糕”的竞争中，决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紧紧地围绕着“根”来做文章。
节奏明快，情节凝练，是《故事会》作品的一大特点。
节奏原本是音乐的术语，指一部音乐作品中交替出现的有规律的强弱、快慢、长短现象。这一术语被应用到故事创作中，那就是在作品中要根据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来决定快慢程度。
故事作品在节奏上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那就是情节的发展力求干练、明快，切忌拖拉。在极短的篇幅内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这也是故事与小说和其他叙述类文学作品所不同的一点。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一件轻松之事。
夏一鸣曾经向著名作家陆文夫约过稿子，请他为刊物写一篇故事。在此之前，夏一鸣邮去了几本《故事会》，并附上了约稿启事。
陆文夫的稿子写好后，夏一鸣一看，整个文章有六千多字。作为当代的著名小说作家，陆文夫的稿子肯定是写得不错的。但是，《故事会》有她自己的办刊原则，就是名家的稿子来了，也得遵循这个原则，才能适合刊物的读者群。
于是，夏一鸣便与陆文夫商量，希望他能对这个故事做些“减法”，在节奏上更明快一些，情节上更凝练通俗一些，将这篇故事压缩到三千字左右。
陆文夫写稿有个习惯，一向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动笔的，写好之后一般很少改动。过去一些报刊向他约稿，都是写好后拿去就用了，没曾想到《故事会》这位年轻的编辑竟提出来让自己将稿子再作一些修改。
陆文夫感到有些为难。
夏一鸣再次与陆文夫商量。根据故事的特点，他对作品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陆文夫似乎心有所动，他最后接受了夏一鸣的意见，便自己动手将稿子改成了仅有三千多字的一篇故事。
这篇名叫《签名售书》的故事发表之后，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
《故事会》的每一个编辑都是这样，严把稿件的质量，牢牢地将这本刊物的“根”留住。
稿件是刊物生存的一种资源，而一些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作者，则是源源不断地生产这些资源的源头。爱护作者，关心作者的成长，这是《故事会》两代编辑的传统。但是，有时为了刊物的“根”，编辑们却又几乎到了毫不留情的地步。
崔陟是《故事会》较有影响的老作者，同时还是刊物聘请的特约编辑，他二十年前就一直为刊物写稿，大小总共在《故事会》上发表过几十篇作品，在故事创作的圈子里，也已经是一位名人了。
就是这样的作者，也没能逃脱退稿的命运。
崔陟写了一篇题为《无悔的真情》的故事，说的是战争年代，有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工作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被当成汉奸打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其妻才说出真相。
稿子写好后邮给编辑鲍放。鲍放看后认为这篇稿子时间跨度太大，结构不够紧凑，就希望他能做一下改动，将故事尽量写得更紧凑一些。
崔陟改后，再次将稿子邮来，鲍放仍不满意，便将稿子退了。
现已是文物出版社编辑室负责人的崔陟，说起这事还十分感慨。这篇故事如果改作一篇小说，也许还有某些价值，但作为一篇故事，的确存在着鲍放所说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