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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体系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严重的就业歧视依然还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被考虑到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国家预算的长江大堤每方土是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手施工，每方土3。6元，一方土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再如，农村还有很多水利工程待建，有很多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同时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让农民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很多人会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可根本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基本职责！
第九，工资制度。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000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据统计，全国现在有数以千万计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很多嫁到城里去，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竹马〃为妻。我在云南、贵州的大山里看到的是，10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第二部分 10。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4）
第十，土地制度。《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水塘、水系、风水林等村民〃共有共用〃，基本农田和林地等〃按份所有、有偿承包（使用）〃，宅基地等〃按户占有，有偿使用〃，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任何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的是所有权，补偿给农民的是15年或30年的使用权。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建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城人（包括个别干部）的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是市民或国家干部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农民集体（当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农民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
第十一，干部制度。农民是没有权利当干部的，农民是不可以考公务员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现在的基层干部大多是上面提拔的，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得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确定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可能变成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情况下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城上访。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官司往往打得倾家荡产，若没有足够的钱，有理也打不赢。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宣传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来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罪犯、保卫人民的，国家得给钱让他履行职责，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几万元（一般中部乡镇派出所）。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靠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有人说中国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多数人（特别是农民）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农村急需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会到农村当技术员吗？当然不会！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