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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茅盾又参加了全国文联及下属各协会负责人的会议，听周扬、林默涵传达了毛泽东在6月27日作的另一个批示。批示中有：“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多么可怕！他茅盾作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岂非罪魁祸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到头来，竟是如此结论！
听过传达以后，茅盾更加沉默了。他什么意见也不说，什么文章也不写。
此时无声胜有声！
7月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一场连着一场。江青在会上大放劂词，把社会主义文艺说成是“为帝王相歌功颂德”，舞台上“群魔乱舞”，“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把一批优秀影片打成“大毒草”，其中包括夏衍根据茅盾小说改编的《林家铺子》。
坐在主席台上的茅盾听到江青点了《林家铺子》的名，心中一震，知道江青又要搞什么阴谋了。但他缄口无语。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写回忆录才写道：“夏衍把《春蚕》改编成电影，这是他和我的第一次合作。三十年后我们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他又把我的《林家铺子》改编为电影。但是这次合作却带来了大灾难！《林家铺子》的改编为电影，成为夏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之一。现在翻翻三十年代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的某些评论，又回想当年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觉得两者之间的观点甚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三十年代的评论，纯属学术观点上的百家争鸣，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而六十年代的批判，却成了决定一个艺术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的帽子和棍子。”
从听传达“两个批示”开始，茅盾就沉默了。不少刊物的编辑前来约稿，他都一一谢绝。
7月号的《作品》刊出他写的评论《读〈冰消雪暖〉》，成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达十二年之久，报刊上再也没有见到茅盾的文章。
陈白尘写道：“在那一个混乱的年代，甘于寂寞，甘于沉默，是一个伟大革命者的一种武器，也是对跳梁小丑们最大的轻蔑！”吴奚如则写道：“茅盾同志不为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慑，不为虚伪而玄高的政治所感，始终保持冷静的沉默、严峻的沉默，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伟大文学家的政治风格！”
这年12月20日，茅盾作为山东省选出的人民代表，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会议结束，他就被免去了已担任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的职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五六、总理保护，免遭劫难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炮制的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后，全国各地涌起了批判“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浊浪。一大批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许多知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导演、演员被诬陷为“牛鬼蛇神”、“判徒”、“特务”、“黑线人物”，遭到了批斗。
茅盾也被江青点了名，指斥他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里，已刷出许多批判茅盾作品有大字报，说他“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劳动人民”；他培养了一茬又一茬的文学新人。此时竟被加上“和党争夺青年作家”的吓人罪名。
在这阴云密布的时候，他除了出席半月一次的政协座谈会，应邀参加一些外事活动，有时去医院看病以外，大部分时间闲居在家，看报、听广播、读书，或者依照过去的习惯，将旧的德文版《新闻导报》对半裁开，细心装订成册，加上用彩色画报纸作的封面，制成一本本日记本。长期来，他就用这种自制的本子记日记。
对于政治形势，谨言慎行的茅盾在日记中避而不谈的。但有时也偶而流露出一些情绪。
他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七时赴人大三楼看电影《桃花扇》，此乃三、五年前所摄，今则作为坏电影在内部放映矣。”“昨晨因抽水马桶漏水，水流泻地，蹲身收拾约半小时。当时未觉劳累，昨晚稍觉两腿酸痛，不料今日却更感酸痛。老骨头真不堪使用了！”
年逾古稀的茅盾这一声长叹，流露出这位文豪在十年浩劫来临时无限沉重的心情。
5月31日晚上，聂无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之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刹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连日来，茅盾被通知到统战部或政协听报告、学习文件或讨论。晚上，他常常躺在床上想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他只得通过看书催眠，或加服安眠药。
6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阅书至十时，服药PH、LI、L、M各一枚，继续阅书。
但至十一时尚无睡意，乃加服S一枚，仍阅书以催眠，不料一小时后乃入睡。时已为翌晨一时矣！”
这一年的夏天，似乎也因“文化大革命”而显得更加炎热。多少在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上做出贡献的教授、作家、学者，被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游斗”！多少珍贵的文物和书籍被当作“四旧”被破坏或烧毁！
对这些，茅盾时有耳闻，也曾目睹。8月11日。他就在楼上见到隔壁社会科学院情报所造反派稿的一次“游斗”。这在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今日上午比邻之科学院情报所有一小队（大概是该所的干部）在所内草坪内游行，其中有戴纸帽者七人，当即右派，但不知其为单位的，抑有科学院其他单位被揪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久右派分子。纸帽甚高，有字。在窗前望去，不辨何字。”
8月18日，他被通知参加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大会。这以前一天晚上，他“入睡后约二小时即醒，加服S半枚，M一枚，旋即入睡。但四时许即醒，闻街上鼓声咚咚，盖群众赴天安门集会，毛泽东将在门楼与群众见面。四时半起身，开炉烧开水及早餐，盖褓姆例假，而德止又因腰疼不能工作也。至六时许早餐已毕。六时廿五分机关事务局来电话请到天安门来了，即出发。七时五到开安门楼。七时半大会开始。九时回家。九时半又赴政协参加追悼聂洪钧之追悼会。十一时返家。”（日记）
8月25日，即人民艺术家老舍被迫害致死的第二天，他目睹了一场“破四旧”的闹剧。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今日下午有若干小孩，闻系文化部职员之子女，大者十余岁，小者有十岁左右，先在文化部宿舍之辽中将旧放在露天之汉白玉石盆（有桌子大小），一一推翻，不知其何所用意。后来又到我的院子里，见一个汉白石小盆（此亦房子里旧有之物，我本不喜此），推翻在地。彼等大概认为此亦皆代表封建主义者，故要打倒也。”
这事后的第五天──8月30日上午，突然一群人大“三红”的中学生红卫兵闯进了茅盾住的小院。那天只茅盾和老伴在家。只见为首的一个举着手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气势汹汹地嚷道：“我们刚从张治中家来，抄了他的家。对他算是客气的！你家有四旧，我们要检查！”
茅盾心想，对这些狂妄的孩子无理可说，答道：“这件事，得通过政协，你们无权在这里乱翻！”
然而这群红卫兵根本不理会他的话，纷纷冲进房里乱翻起来。
茅盾急忙给全国政协打电话，对方的回答只是“向上反映”。此时政协已处于半瘫痪状态。
看他讨不到“救兵”，正在抄家的红卫兵更来劲了。抽屉被拉开了，箱子被打开了，“有一樟木箱久锁未开，锁生锈，不能开。乃用槌破锁。”（当天日记）“检查”不出什么要破的“四旧”。那满橱满架的书，他们看了不看，却冲着茅盾嚷道：“书太多了没有用处，都是些封、资、修的东西！只要有部‘毛选’就够用了！”
有个红兵发现墙上一个镜框里是张军人的照片，怒问茅盾：“这个国民党军官是谁？”
他们哪知道，这是茅盾女婿、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