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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幼年起，舆论和传统便塑造了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直接而瞬时的种种影响和印象产生了一种强力且持续的效果，在我们的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整个生活中留下了痕迹。在孩童时期，由于教育和社会的压力，顺从附和的行为便开始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是在表面的层次里，而且在深入的层次里，模仿的欲望是个强而有力的因素。我们几乎难得有任何独立的思维和情感。一旦有这种独立的思维和情感产生，它们也只是一种反作用而已，因此无法从既存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因为在反作用中，绝对没有自由。
哲学和宗教定下某些方法，使我们得以达到真理或上帝的体现；然而仅遵循一项方法，这是处于不加思虑、不完整的状态，虽然，这项方法在我们日常社会生活中可能有利。顺从附和的需要——这是渴求安全感的欲望——制造恐惧，而且推出了政治上和宗教上的种种权威、领导人和英雄人物，这些人鼓励人们奴颜卑膝，并且以狡诈或粗野的方法控制着人们。然而“不”顺从附和，却仅仅是一种抵抗权威的反作用，它绝对无法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反作用是没有止境的，它只能再产生其他的反作用。
顺从附和以及潜伏其中的恐惧是一项障碍，然而，对于这件事实仅有智力上的认识，无法消除这项障碍。我们惟有以整个身心觉察到这项障碍时，才能由其中解脱，而不再制造其他更艰深的阻碍。
一旦我们的内心有所依赖，那么我们便被传统紧紧地控制住了；依照传统方式思考的心灵，无法发现新的事物。由于附和顺从，我们便成了凡庸的模仿者，成了这残酷的社会机器中的齿轮。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非别人所冀望于我们的思想。一旦我们附和了传统，我们便只会想到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模样，而加以模仿。
对于我们应该达到的模样加以模仿，会使人滋生恐惧，而恐惧则扼杀了创造性的思想。恐惧使我们的内心迟钝，以致于我们对生活的整个意义毫无觉察；对我们自己的悲哀、飞鸟的翱翔、别人的微笑和不幸，我们变得麻木，毫无感觉。
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恐惧，都有许多不同的原因，必须加以灵敏的留意才能铲除它们。恐惧无法借着戒律、升华或任何意志的行为而加以驱除，而必须找出恐惧的原因，加以了解。这需要耐心以及一种毫无任何批判意味的觉察力。
要了解意识上的恐惧，且加以解决，是比较简单的。然而无意识的恐惧，大部分人甚至还不曾发现它们，因为我们不让它们浮升到表面来；而一旦它们浮到表面上时，我们却赶紧将它们加以掩盖，逃避它们。潜藏的恐惧常常借着梦和其他的暗示，来显示它们的存在，它们比表面的恐惧，更能引起冲突和堕落。
我们的生活不只是存在于表面的，它的绝大部分都隐藏于深处，难以观察。如果我们要使潜藏的恐惧显露出来，获得解决，那么人的意识部分必须稍微缓和下来，不可持续不断地繁忙。当这些恐惧浮上表面时，必须毫无阻碍地对它们加以观察，因为任何形式的责难或辩解都只会增强恐惧。要从一切的恐惧解脱出来，我们必须对它使人混乱的影响有所觉悟，而惟有持续不断地警觉留意，才能揭露出它的种种原因。
由恐惧所产生的诸种结果之一，便是在与人有关的事物中接受了权威。这种渴望有理、安全、舒适、免除意识上的冲突或干扰的欲望制造出了权威，但任何出自恐惧的事物，都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自身的问题，即使恐惧可能以对所谓智者的尊敬或服从的形式出现。智者并不使用权威，而掌握权威的人绝非智者。任何形式的恐惧，都阻止了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和一切事物之间关系的了解。
顺从权威，乃是摒弃了智慧。接受权威，则是甘受控制，使自己受制于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集体或某一种意识形态；而此种使自己受制于权威的行为不仅摒弃了智慧，而且摒弃了个人的自由。屈从于一种教条，或一套思想体系，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接受权威可能暂时有助于隐饰我们的种种的困难和问题，然而避开一项问题，却只能强化了这项问题，而在此过程中，自我认识和自由便被舍弃了。
自由与接受权威之间，如何能有妥协的余地呢？如果有所谓妥协，则那些自称寻求自我认识和自由的人，即在他们的努力之中缺乏真诚。我们似乎认为自由是一项最终的目的、一个目标，而为了自由，必须先使自己屈从于各种压制和恐惧。我们希望经由附和顺从的途径而达到自由，然而，手段和目的，不是同样地重要吗？目的，不是由手段所形成的吗？
要和平，一个人必须使用和平的手段，因为如果手段是残暴的，怎会有和平的结构呢？如果目标是自由，则开始就必须自由，因为终点和起点是一体的。惟有在开端便有自由，自我认识和智慧才能存在；而接受权威，便是摒弃了自由。
我们以种种的形式崇尚着权威：知识、成功、权力等等。我们在年轻人身上行使权威，同时却害怕更高的权威。当一个人没有内在的审视能力，则外在的权威和地位便显得重要了，于是他越来越受制于权威和压制，变成了别人的工具。我们可以在四周看到这种过程随时在进行着，比如在危急时期，民主国家采取集权主义的做法，忘却了民主，逼迫人民顺从。
如果了解存在于我们渴望支配他人或被他人支配的欲望背后的强制性，则也许可以从权威的使人瘫痪的恶果中解脱。我们渴望能确定、无疑虑、不做错、能成功、能知道；而这种渴望确定，渴望恒久不变的欲望，在我们心中筑起以个人经验为主的权威，制造了社会上、家庭上、宗教上等等的外在权威。不过，如果仅仅对权威不闻不问，只抖掉它外在的象征，这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冲出一项传统而附和另一项传统；离开一个领袖而跟随另一个领袖，这都是一种肤浅的行为。如果要觉察出权威的整个过程，看出权威所以存在的心理因素；如果要了解欲望而超越它，则我们需要有广泛的觉察力和领悟力，我们必须在开端——而非在结尾——争取自由。
渴求确定，渴求安全，是自我的种种主要活动之一，这种逼人的驱力必须随时加以注意，而不仅仅将它歪曲或强行进入另一个方向，或使它符合某种我们所希望的模式。我们大部分人的自我——“我”以及“属于我的”——都非常强烈，不论在睡眠或行走时，它总是十分机敏，随时在增强自己。然而，如果对自我加以觉察，并且觉悟到，自我的一切活动，不论如何巧妙，必会造成冲突和痛苦，那么对确定的渴望，对自我延续的渴望便会终止。一个人必须随时注意自我，揭露它种种存在的方式以及种种诡计。然而，当我们开始了解它们，并且了解权威所含的错综复杂的内容，以及我们在接受权威或否认权威的行为中所隐含的意义，则我们已经将自己从权威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了。
一旦心灵被渴求安全的欲望所控制与支配，那么它便无法从自我以及自我的种种问题中获得解脱，这也是为何无法经由教条和组织的信仰——我们称之为宗教——而获得自我的解脱。教条和信仰，只是我们内心的外在投射而已。仪式、礼拜、被人尊奉的形式、不断重复的字句，虽然这些可能产生某些使人满足的反应，却无法将心灵从自我以及自我的种种活动中解脱出来，因为自我在基本上，是由感觉而产生的结果。
在悲哀的时候，我们转向所谓的上帝——这只是我们内心的意象而已；或者去寻求一些使人心满意足的解释，使自己获得暂时的安慰。我们所遵循的宗教，是由我们种种的希望和恐惧，由我们渴求内心安全与保证的的欲望所制造出来的。随着对权威的崇拜——不管它是救世主、神父或教士的权威——便产生了服从、接受和模仿。因此，我们被人以上帝之名所利用，只能使我们继续地受苦过日子。
不论用什么名字称呼自己，我们都是人，而受苦成了我们的命运。悲哀，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不论是理想主义者或是唯物论者，都是一样。理想主义，是对现存事物的一种逃避，而唯物论，却是否定了深邃莫测的“现在”的另一种逃避方式。理想主义者和唯物论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