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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大使馆 我们对你们的问题不感兴趣，再说一遍，不感兴趣。我们这里刚刚得到消息说，苏联空军司令布利尼元帅想要叛逃并到美国生活，请立即请他到大使馆避难，这样我们可以榨出情报。
致国务院 我们在莫斯科的全体人员一致认为现在不是给布利尼元帅避难的有利时机，因为我们的床单和枕套短缺，全体人员反对同一个叛逃者挤着住在一起的呼声越来越高。顺便说一句，快餐馅饼机坏了。我们能否同美国的馅饼机工程师通电话，以便修好机器？由于你们通过外交邮袋寄来了罐焖鸡，大家的情绪仍然很高。
致大使馆 我们通过克里姆林宫热线得悉，苏联的一个巨大导弹发火失灵，现在正向马耳他飞去。请查清导弹的确切方位，以及估计它可能落在何处，带不带核弹头？
致国务院 好消息。刚才查明了馅饼机的毛病。底部一个螺栓坏了。我们正设法到外交部去核实导弹问题。在赫尔辛基的修理工前来检查我们的洗衣机之前，我们不能离开使馆。你们知道找这么个人有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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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2089
Title ：奖券官司
Author ：吴以扬
Issue ： 总第 69期
Provenance ：民主与法制
Date ：1987。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1986年3月的一天，一位20多岁的姑娘来到某区法院，要求法院为她主持公道，让被告贺某将不应归她所得的1000元现金和一台14英寸彩电归还原告。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姑娘姓陆，与贺某是同事。1985年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在虹口区举办有奖储蓄。宝山线缆附件厂集体购买了12张20元额的奖券，陆与贺到厂工会各购了一张，陆的对奖号码是1172074，贺的是1172069。不久，工会张某到车间登记奖券的号码，陆与贺先后把奖券交给张。登记完毕，张某又将奖券一同交给了贺。贺某即随手拿了一张给陆，陆没有看一下，就放进了衣袋。
1986年2月4日，有奖储蓄开奖了，工会的张某对照了登记号码后，通知陆某，她中了一等奖，有奖金1000元和14英寸彩电一台。当陆某手持奖券，兴冲冲地去厂工会核对时，大吃一惊，发觉她在登记完后错拿了贺某的奖券。而贺某则以奖券在谁的手中就属于谁为由，不肯交出奖券。工会领导先后调解三次，让贺把奖券还给陆，均遭拒绝。出于无奈，陆私下找贺协商，先提出奖金四六分折，贺不同意；再提出二八分折，又被拒绝，为了造成既成事实，贺在2月8日擅自去山阴路储蓄所领取了奖金和奖品。
陆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对贺某无理侵吞他人财产的行为提出起诉。为确保公民合法权益和财产，法院受理了此案。
这时，报纸披露了这场官司，贺某受到了舆论的谴责。
法院受理此案后，本着调解的精神，提出中奖物“对半分“。被告贺顺玲不同意，理由是中奖物所有权非她莫属，只同意负担原告的诉讼费和请律师的费用，以让原告撤诉。最后法院判决1172074号奖券归原告陆文琴所有。考虑到登记奖券后，原告没有核对，也有责任，于是采取二八分成的办法，原告得八成，被告得二成，计人民币400百元。
殷岭梅，这位有着30多年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的女律师，接受被告贺顺玲的委托，担任她的上诉审代理人。正是殷律师和她的助手陈可度同志的奔波调查，据理力争，才使得这起几乎成为定局的案件，最后爆出了戏剧性的新闻。
调查中，律师发现奖券登记后，如何还到手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不能证明陆文琴“错拿”了奖券；陆和贺得知中奖号码后，都说自己是1172074号，但都提不出确切的证据；工会小张的登记仅仅是一种查考性质，不能成为确定所有权的直接证据。所以，一审据此判决，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工商银行储蓄所有关同志对此表示支持。他说；20元面额有奖储蓄同每月扣款的集体储蓄是有区别的，它不属于集体储蓄。让单位来银行集体购买，是为了减轻外面排队的压力，属于代办性质；单位内部登记仅仅是作一种参考，便于开奖后通知中奖人，根据“不记名，不挂失”原则，谁持有奖券，谁就是所有人。如果单位登记要作为中奖依据的话，应在登记后，由持券人核对签名。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承办人据此进行调解。9月29日，陆文琴和贺顺玲终于自愿达成协议：（一）两张奖券归两人共同所有；（二）14英寸彩电归贺顺玲，1000元归陆文琴；（三）陆文琴和贺顺玲分别承担一、二审受理费各40元。
在场的人都露出笑脸，两个几乎反目的好朋友又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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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2090
Title ：一个历经沧桑的华裔女性
Author ：黄依娇
Issue ： 总第 69期
Provenance ：深圳风采
Date ：40期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成了小“克星” 这个打那个踢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市乡下，家里很穷。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胡说我是小“克星”。家里人恨我，讨厌我，这个打那个踢，都盼我早一天死。真奇怪，他们越盼我死，我越死不了。自生下来后，我身上没断过伤，没吃过一口舒心饭。1940年，日本鬼子打过来，哥哥到莆田做生意被土匪抢个净光，快过年的时候，家里一个米粒也不剩，这又是我“克”的啊！爹妈一商量，把我卖到南平乡下，给人家当童养媳，那男人28，我才13，要他和我成亲。那天晚上，他像牲口一样满嘴喷着臭气要来占我的身子，我简直吓死了，跟他大打大闹，趁他不备，抓起衣服逃掉了。回到家里才两天，那男人赶来了，说我和别人有奸情，所以不跟他同房。爹爹不问青红皂白，骂我是不要脸的小淫妇。把我锁在厨房，等到半夜要把我沉水淹死。那时候，南方不少地方用这种办法处置“不规矩”的女人。妈妈可怜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把我放走，让我逃一条活命。
往哪儿逃？天黑得像锅底，坟地里“鬼火”飘飘。为了活命，我只好豁出去了。流浪到第三天，饿得头昏眼花，只好跑到姥姥家。这下子，小羊钻进了老虎嘴。爹爹、哥哥在那等着我呢！爹爹看到我，怒气冲天，举起手打一个耳光，下头又是一脚。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紧紧抱住他的双腿，边哭边哀求说：“爹爹呀爹爹，你先听女儿一句话，是杀是剐由你了。孩子我不能含冤去见阎王！”他一把推开我，两眼圆瞪，听我申述。我把新婚之夜讲了一遍，他这才明白。回到家，他把那男人骂了一顿，要他带我走。我哭着不走，爹爹板着脸说：“嫁夫随夫，嫁个死鬼也得跟着走，命中注定，休想更改！”这个残暴粗野的男人，一点怜悯心也没有，终于占了我的身子。一年后，我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再次逃回家。那男人又来逼我，我宁死不从，一个人偷偷逃到福州，打小工，给人家纺纱，勉强活着。爹爹来找我，我提出和那男人离婚，他吼道：“你想离婚，除非我死了！我告诉你，你在福州要是跟了别人，我宰了你！”
1944年，爹爹去世，我才和那个男人离了婚。活了17年，我第一次挣了个自由身！
决定离台 去拼去闯
在那个战乱的时代，我一不识字，二不会手艺，一个孤寡女人，能做什么呢？
17岁时，我和国民党一个军官做了夫妻。我们到了厦门，感到十分好。再往后，他带我到了台湾，在台湾，他当不成军官，退役下来，搞地方交通上的事情，日子过得挺好。
可一件事情惊醒了我。我的丈夫勾搭年轻的女佣人，使她怀了孕！我气极了，跟他闹。他向我赔不是，说要辞了女佣。我仔细思忖：不行，辞了她，她还有脸活吗？弄不好丧了两条命啊！再说，由于我有病不能怀孕，他还没后代，我得替她想一想啊！
思来想去，我决定退出来，成全他们。我不慕眼前虚荣浮华，不留恋吃穿不愁的小日子，要追求，要奋斗。这话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好痛苦啊！
台湾呆不下去了，我决定闯洋，到海外去拼，去闯！
怜惜群雏 作第三嫁
我是台湾第一个独身闯洋的女人，弄这张签证难极了。当局规定，海外必须有直系亲属才能出去。我认识谁？只好求人找老公。哪里想到，这个老公骗了我。他姓王，在巴西经商，我们通信中，问他年龄，他含糊其词；要他照片，寄来张挺年轻的。到巴西一看，哗！50多岁了！我才29岁。前妻给他丢下一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