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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班长带报警人下了车，让所里负责接待的民警在我们出警单上签了字就转身上车。见我还在发呆，便推了一下我，说道：“走啊，咱得赶早回去吃饭啊。”我问他：“这就完了啊？我们就不管了？”
韩班长再次哭笑不得，只好向我解释：“我们巡逻民警只是做先期的处置工作，除非是现行的抢劫抢夺，一般我们是不负责破案的，像今天这种案子只要直接移交到管辖区的派出所我们的事儿就算完了。”我哀叹道：“敢情我们就是一运输队，我可是熬夜看完了五卷福尔摩斯啊！”“别糟蹋人家福尔摩斯了，快记好巡逻日志吧，神探！”小秦微笑着拍了下我的脑袋，然后把巡逻日志本递给我。
我拿出笔，在回队的车上一笔一画记下了我第一次巡逻的工作日志：
1999年9月26日
10∶00—11∶00顺道口——中华路
11∶00—12∶00中华路——顺道口
12∶00—13∶00顺道口——中华路
13∶00—14∶00中华路——顺道口
14∶00—15∶00顺道口——中华路
15∶00—16∶00中华路——顺道口
第二天上班，我们车组一共接了两个警：第一个是丈夫在大街上打老婆，我们赶到时夫妻二人已经转悲为喜，相敬如宾了。第二个是有人拨110说某商场起火了，指挥中心叫我们去看看，后来发现是个假警。（据在本市110指挥中心的同事讲，每日平均接的1000个报警电话中有七成属于恶意骚扰或无理取闹。那些害我们空跑一场的指令一律被我们称为“假警”。）
后来的一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都是上班巡逻，下班睡觉，日夜晨昏全部颠倒，早就忘却了八小时之外以及周末周日之类的概念。
国庆当天上午正轮到我们中队上街巡逻，那天大街上几乎没什么人，多数人都在家窝着看阅兵式，我们上街后就把车停在一些里面有电视的商店边，透着车窗瞅了半天也看不清楚，人群散开时才偶尔看到几个画面，正听到领袖宣布“阅兵开始”时，电台恶作剧般呼叫起来，只好骂骂咧咧地去接警，韩班长一怒之下把车上的收录机打开：“不看了不看了，真是扫兴，咱们听阅兵式好啦。”
后来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我们那段时间出的警：
一个男的说另一个男的老跟踪自己，可能是想抢他东西，我们赶去一询问发现居然是一对同性恋情人闹别扭，简直是拿我们开涮，最后他们痛哭流涕一番抱头和好，我们则落荒而逃。
一个下岗工人说自己刚加完夜班，住的楼层太高没力气下去，拨110希望民警帮忙买早点，我们大骂指挥中心的接线员居然连这种鸟警都转给我们，但只能服从命令。我自费买了面送上去，那家伙还嫌我酱放少了。
一对情侣在公园玩晚了给锁在里面出不来。
某大嫂手机掉在厕所里面，请人民警察帮她捞出来。
指挥中心在半夜两点不时接到要求接线员唱歌的电话，再三警告对方依然乐此不疲，查电话后发现号码是不断变化的，就让我们去看是谁在捣乱，后来在沿江大道的码头把骚扰者给堵住了，居然是两个十五六岁的打工妹，闲得无聊边逛街边用沿线的公用电话拨打110点歌找乐子。
我每次都深为接这种警而愤愤不平，韩班长则很释然：“你以为做110就是整天开枪打贼呀，告诉你，做110就是当好人民的服务员。人民是你的衣食父母，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我大骂：“工厂领导无能，让自己的工人下了岗，就叫我们警察去给他们担屎送饭啊。”骂归骂，服务态度是越来越好了。
在队里，我也慢慢学会摆正自己的位置，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按照这里的规矩认真做卫生。说到做卫生，这里面还是有讲究的，在巡警队，除了看你工作是否卖力外，做卫生是否积极肯干也是衡量民警素质的一个标准。
据小秦说，他们那批兵刚分下来的时候每天睡前都得把扫帚藏起来，这样第二天做卫生的时候手上才能有劳动工具，好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最抢手的劳动工具要算拖把，因为每天中队要指派一个人去给大队长和教导员的办公室拖地，那可是唯一和领导单独接触套近乎的机会了，给领导留下好印象的话年底报先进、七一发展新党员的时候才可能被想起。
防暴队不同于别的单位，基本属于半军事化管理，人员又多，所以等级也分得很清楚。在车上得听班长的，班长得听副中队长的，副中队长要听中队长的，接着往上走分别是副大队长、教导员、大队长，这一排排数上去，真想和大队长说上话还真不容易，更别说什么处长政委了。同志们这么卖力地去曲线救国也值得理解。
我不会抢扫帚和拖把，分配给我的工作只能是洗厕所和擦车，当我哼着小调把硫酸轻轻倒一点放在厕所水槽里用洁具一点点擦拭的时候，我仿佛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忘记了什么是提单、信用证，忘记了什么叫发盘什么叫还盘，什么是FOB什么又是CFR（国际贸易术语的一种），脑袋里面只有：怎么能把厕所擦得如新开张一般干净？
恍然间，我好像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
也许，当我们习惯一种生活，我们就上了这种生活的当。
考研吉祥物、警察荣誉和局长待遇
十月，我参加了这一年的律师资格考试。
律考完毕，我利用休息时间到学校去找正在读研的师兄，谈及我当时的生活状态，他满脸怒其不争：“不如再考一次研究生吧，今年法学院有部分可以在职读的名额，我已经把招生简章拿来了。”
大学考研时和我一起在外面租房复习的同学安翔也劝我不要荒废光阴，应该试着再为理想奋斗一次。当年安翔和我一样决定弃经济专业而考法学院，两人通过抓阄定了各自要考的专业，他是国际经济法，我则是经济法，最后一起落榜。
安翔毕业后去一家证券咨询公司做了段坑蒙拐骗的工作，攒了笔银子后又在母校旁边租了间房，准备再次向法学院发起冲刺，我到他那被称之为窝棚的几平米的小房子里参观过一次，发现床上堆满了书，墙上贴的废报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励志的话语和考研的时间安排。“考考呢？”我问安翔。
考考是我和安翔在大学考研复习时买的一对鹦鹉，当时一起在外面租房子住的考友们为能给它们起个响亮的名字而绞尽脑汁，连“帅得惊动了党”这样的佳句都用上了，最后为了和考研的历史情境相配合我们将两只小鹦鹉分别定名为“考考”和“研研”，那段时间它们简直成为我们这帮考研大军的精神寄托和吉祥物。
一个寒雨纷飞的夜晚，由于忘了关窗户，“研研”给冻死在了笼子里，安翔一脸沮丧地对我说：“‘研’都死了，还考个屁呀！”
安翔听我问及“考考”的下落，更郁闷了：“考考毕业时被我送给你们寝室那个胖子贝贝了，后来听说，被他们家的猫给吃了。”我听了后，心中更是一阵凄凉。
十一月十一日，传说中的光棍节，大学时这一天是所有还未谈恋爱或者女朋友在外地的兄弟们饮酒狂欢的日子。和几个正在准备考研的同学择此日喝了场酒后，我决定开始我的第二次考研生活。
自己心里也清楚，和在学校时相比，环境要艰苦得多，但是为什么不利用巡逻的闲暇好好再读一下书呢？我去书店买了新的政治和英文复习资料，然后到政治冲刺班报了名……
韩班长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常常把车停在迪厅、发廊等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门口，让我和小秦下车设岗对进出各色人等的身份证进行盘查，这时候老板往往会出来对他予以若干表示，然后他便用电台呼叫我们收队。
晚上巡逻时他基本上一上班就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车停好，椅子往下一放便仰躺着睡觉，这实在让我很看不惯。而小秦也正处于求进步的阶段，每次出任务时都很想能抓到个大贼立功受奖，每当韩班长睡着了，他总会自己下车，在夜幕中沿街缓行，希望能有所收获。
矛盾在一天晚上激化。这天巡逻到一个加油站附近时，韩班长说要去大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