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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证明这种逃避是没用的,而且会使“自我”
陷入不得不无休无止的限制任何发展的地步。“自我”的最初经历对它造成的伤害,会使我们感到它似乎重大得很不相称;但是我们只要把它比作用针扎进正在分裂中的细胞群所产生的结果(像鲁克斯的实验那样)和用针扎进最终从这些细胞群发展而来的完全成熟的动物身上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不会被这个假象所迷惑。 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这样的创伤性的经历,也没有任何人能躲避这些经历所导致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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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我”这方面发生的这些让人怀疑的反应,也可能是达到为人生同一时期设定的另一个目标所必不可少的。 这个目的就是,在几年的时间里,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始生物必须变成一个文明的人;他必须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缩略方式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人类文化发展进程。 这是凭藉遗传天性而成为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各方面的培育和父母的影响这些额外帮助,这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额外的帮助作为“超我”的先驱,以禁止和惩罚的方式限制“自我”的能动性,并鼓励或促使各种压抑的形成。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神经病的决定因素中也应该包括人类文明的影响。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野蛮人要想保持健康是非常容易的,而对一个文明人来讲,这个任务却是艰巨的。 想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不受禁止的“自我”的欲望,对我们来说好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正如我们生活的时代告诉我们的,这种欲望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是和人类文明处于敌对状态的。 虽然人类文明的要求是通过家庭培育体现出来的,我们就必须牢牢把握人类的这种生物特性——童年依赖阶段的延续在神经病病因上所起的作用。关于另一点,亦即特定的本能因素的问题,我们偶然发现了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一个有趣的区别。 从理论上讲,假设任何一类本能要求都可能引起相同的压抑及其结果,是绝无异议的;可是我们的实际观察总是一成不变地告诉我们——仅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起到病原作用的这些刺激是从构成性生活的那部分本能产生的。 大概可以说,神经病的病症不是某种性冲动的替代性满足,就是预防这样一种满足的措施,二者必居其一;一般说来,它们是两者之间的折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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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性爱与文明
就是和在无意识中的对立面之间发挥作用的法则相适应的那种折衷。我们在理论上的空白目前还不能立即被填补;而且,鉴于性生活中的大部分冲动并不属于纯性欲的特性,而是产生于性欲本能和一定比例的破坏本能的混乱这一事实,我们要作出决断就难了。 但毋庸置疑,在生理学上表现为性欲的那些本能的神经病的病因中起着突出的、重大得出乎意料的作用——这是否唯一的因素尚难定论。 同样也不可忘记,在文化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其它任何功能遭到和性功能完全一样强烈、一样广泛的抛弃。 一种理论假如能提供这样一些表现出更深刻联系的暗示也就应该满足了——“自我”开始区分于“本我”的幼儿时期,正是进入潜伏期就结束的早期性萌发期;但这个短暂的萌芽时期随之成为婴孩遗忘症的牺牲品也不可能是偶然的;最后,性生活中的生物性变化(例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功能的双相发端,还有性刺激的周期性特征的消失,以及女性的月经和男性的刺激之间的关系的转化等)——这些性方面的改革,从动物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想必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要把这些仍然分散的资料综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还有待于未来的科学。 这里的空白并不是心理学上的,而是生物学上的。我们这样说可能不会有错:“自我”机体组织中的弱点好象在于“自我”对性功能的态度,就好像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保存和人种保存之间的对立从这一点上找到了心理学的表现形式。分析的经验已经让我们相信,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儿童是成人心理学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儿童最初几年的经历对他一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断言是完全正确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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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什么事可以被描绘成童年这一阶段的中心经验,我们就会特别感兴趣。 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被某些影响所产生的效果而吸引,这些效果并不适用于所有儿童,但也已够普遍——比方说由成年人造成的儿童的性滥用,稍年长于他们的其它孩子(兄姐)对他的性引诱,以及,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由于直接看到或听到成年人(他们的父母)之间的性行为而受到深深的影响——这种情况大致发生在人们并没有想到孩子们会对这些印象感兴趣,会理解,或者后来竟能一直记住的。 这些经历在何种程度上激发了儿童的性感受,并迫使他们自己的性冲动进入某种他后来不能离开的轨道,是不难验证的。 因为这些印象一旦找到机会作为记忆重现时就会立刻或者很快受到压抑的支配;因此它们构成了神经病患者的强迫力的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后来会使“自我”不能控制性功能,并且很可能使“自我”永远厌恶这种功能。 要是出现后面这种反应,结果就会是各种各样的性变态行为,或者,这种不仅对生殖并且对形成整个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功能将会变得完全不能控制。无论这种情况可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启发,更大的兴趣必须放在下面这样一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上。 这种环境每一个儿童都必定要经历,并且总是由儿童受到别人关心并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阶段的延长所造成的。 我如今想到的是“俄狄浦斯情结”
,这样命名是由于其本质内容能在关于俄狄浦斯王的希腊传说中找到,幸好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个传说。 这位希腊英雄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母亲为妻。 据说他这么做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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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们是自己的父母;这种说法同精神分析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可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事实上还把它看作是不可回避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对男孩和女孩(男性和女性)的成长过程进行分别描写,因为两性差别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找到心理学的表现方式。 我们在这里所面临的是世间有两种性别这个生物学事实所产生的不解之谜,它对我们的知识来讲是一个终极的事实,任何追溯都是徒劳而没有好处的。 精神分析对于澄清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一点贡献,它显然完全属于生物学领域。 在精神生活中我们只发现这个强烈对比的一些反映,可对这些反映作出解释则由于下述事实而变得更加艰难。 这个长期受到责难的事实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只局限于单一性别的反应模式的,而总是会为异性的反映模式留有一定余地,正如一个人的身体在具有一种性别的完全发育成熟的器官的同时,还具有另一性别的一些发育不全的、往往是无用的退化器宫。为了区别男性与女性的精神生活中的不同,我们引用了一个显然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的传统公式:我们称一种强健的、主动的特性为男性,而称另一种柔弱的、被动的特性为女性。 这个心理学上的两性事实,也使我们对这一课题的一切探讨陷入困境,并让这些探讨更加难以表达。婴儿的第一个性欲对象是哺育他的母亲的乳房;爱的来源之一是对满足营养需要的依恋。 毫无质疑,一开始,婴儿不能区别母亲的乳房和他自己的身体;当母亲的乳房不得不和他的身体分离开并进入“外界”
(因为婴儿屡屡发现乳房消失)时,他就把乳房当成了一个“对象”
,对它作出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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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自恋性的利比多精神输入。 这个最初的对象后来转向母亲整个人而得到完善,母亲不仅哺育他,还照料他,从而在他身上激起一系列其它的肉体感觉,有愉快的,也有不愉快